佃農分析有一個困難，那是合約分成是一個百分率，不是經濟學者慣見之價。這含意着佃農合約中必定有其他條款才能成事，而這條款的約訂是佃農勞力與土地租用的比率。
第四章生產要素的合約安排
第三節：佃農理論的發展
一時大意，沒有澄清本卷的名目——《制度的選擇》——的簡單意思。這裡說的制度或合約安排的選擇，不是指選哪種安排比較好。好不好是倫理或價值觀的問題，與經濟解釋扯不上關係。這裡說的「選擇」是為什麼某些安排被採用，某些不被採用，而更困難的是為什麼制度或安排會轉變。在經濟學的範疇內，人的所有行為都是選擇的結果。因此，所有觀察到的制度或安排的解釋，都要從選擇的角度來處理。當然，有些非選擇性的經濟分析，例如老師艾智仁（A.A.Alchian）於一九五○年發表的《莫測、進化與經濟理論》，精彩絕倫，非讀不可，但那是說漫無目的與選擇性的行為在適者生存下沒有分別。在科學方法上，說行為是選擇使然是經濟學的習慣（convention）假設，是我這本《經濟解釋》從頭到尾都遵守的。
史密斯（A.Smith）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原富》，一起筆以製針廠為例，示範專業生產（分工合作）可使每工人增加產量數百倍。我補加了專業的知識累積，可使產量的增加以千、萬倍計。但專業生產是要交換的。市場是私產制度下的交換（交易）形式。市場交易是需要合約的。然而，在私產市場下，無效率或有浪費的合約安排是經濟學傳統的大話題，雖然合約的分析是這傳統忽略了的。
奇怪，無效率或不可取的合約安排起自史密斯，雖然他沒有從合約的角度看。他是從制度的角度看，差不多，因為制度也是安排。以農業為例，他指出古時的奴隸制度最無效率，因為奴隸喜歡吃越多越好，工作則越少越妙。於是佃農（與地主分成）的制度就代替了奴隸制。史密斯認為佃農制度也不善，因為收穫分成等於地主抽稅。他說教會抽稅百分之十也有明顯的不良效果，地主分成百分之五十，其不良效果更不言自明。史氏跟着說，比較有效率的固定租金制度，逐漸代替了佃農制度，因為農戶交了租金後，不用分成，盡取租金之外的剩餘，生產意圖就增加了。但史氏又認為，固定租金制也有不良之處，因為租期不夠長，農戶的安全保障不足。他認為近於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是最理想的，而這後者制度是英國獨有。是的，史氏認為英國的農地租用安排是歐洲最先進的。佃農制度當時在法國盛行，而英、法在歷史上互相敵對，英國比法國先進是英國學者的傳統看法。
上述的史氏之見，對後來的影響甚廣。我曾經提及，史密斯對自私的看法，不是天生自私，而是被迫而自私的，有適者生存的味道。上述史氏分析農地制度的演進，其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理念就極為明顯了。這理念影響了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生物進化論與黑格爾（G.Hegel,1770-1831）的辯證法唯物論，而後二者影響了馬克思（K.Marx,1818-1883）。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將會被共產主義淘汰，是淘汰前的推斷，而史密斯的制度演進與達爾文的生物演進則是事後回顧的。那是說，後二者不用水晶球。
很不幸，史氏的農地使用制度的演進回顧，絕非史實，全盤錯了。歷史上沒有證據佃農代替了奴隸；英國本土從來沒有佃農制；佃農分成不僅今天還存在，而分成合約在零售行業、出版行業、發明專利租用、石油工業等，今天是普遍採用的。
我認為英國的傳統沒有佃農制度，主要是他們早期的貴族領地租用制（manorialsystem）演變成為終生租用制（leaseholdwithaleaseforlife）。在終生（或家族終生）租用土地的安排下，貴族地主不能按預訂的租期解約。這使監管佃農履行合約的費用增加。固定租金，有租收就不管，於是被選擇了。
史密斯把佃農分成看作政府或教堂抽稅，因而無效率的分析，還有兩個漏洞。其一是政府或教堂不是地主。土地不是抽稅者的私產，其使用要不是抽稅者無權過問，就是有權過問也懶得問，因為抽回來的稅不是私人的。這裡更要指出的，是產權是制度安排，合約也是制度安排。市場的合約安排是以私產安排為基礎的。論生產效率，我們應該從產權安排的角度看，而不是看合約的安排。私有產權包括自由轉讓權，我說過了，而自由轉讓權是包括合約安排的自由選擇的。
其二是史氏有一個微小的忽略，嚴重地誤導了後人。他說佃農分成是百分之五十歸農戶，五十歸地主。這可能只是例子，但後人卻認為是一般性的實際規律，以致米爾（J.S.Mill,1848）認定佃農分成是風俗習慣，不能以經濟理論分析。後來馬歇爾（A.Marshall）作今天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報》的首任編輯，其一八九四年創刊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法國的佃農制。作者H.Higgs只調查了一個農戶，其分成率竟然剛好是五十、五十！雖然Higgs指出這分成率在真實世界有變化，但他還認為主要是風俗習慣決定的。
一傳十，十傳百，無意的誤導害人不淺。作為學生習作，我的佃農理論是由市場競爭與農地的肥沃程度、地主與農戶的土地投資等決定分成率。一九六七年把一篇文稿寄到《美國經濟學報》，老編竟然說雖然文章不錯，但評審者堅持分成率是風俗決定的，不放棄市場的決定就不能發表！最不幸的可能是芝加哥的莊遜（D.G.Johnson）。這位農業經濟大師於一九五○年發表的佃農分析，其結論脫不了傳統的「無效率」。但莊遜是知道這結論是有問題的，只是方程式來來去去還是那樣說。他後來告訴我，當年推不出滿意的結論，是因為所有傳統之見都說分成率是五十、五十，習慣不變。他讀到我論文的附錄，一九三二年中國二十二個省份、七個農地級別的佃農合約分成率，地主分成最低是百分之二十九，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九，不禁嘆息那所謂風俗習慣的無稽！
傳統的佃農分析，是農戶的勞力投入，在均衡點上勞力的工資等於農戶分成的邊際收益。這是政府抽稅的分析了。有兩處大錯。其一是農戶的勞力投入低於固定租金的，所以地主的分成所得遠低於固定租金的合約安排。但地主是有權採用後者合約的。可以多收租金的合約安排為什麼地主不採用？其二是佃農的勞力投入低於固定租金合約或工資合約，農戶的分成所得高於另謀高就可得的工資。這是說，農戶有多了出來的租值收入，但卻不是地主，而在競爭下無主的收入是不能存在的。
我的佃農理論的基礎簡單而傳統：局限條件是
（一）土地是私產；
（二）農戶要競爭，地主也要競爭；
（三）農戶的分成所得在競爭下等於另謀高就的工資；地主的分成所得等於另找租客的租值。與傳統分離的，是我讓分成率由市場的競爭決定（廢除風俗習慣之見），而每個農戶租用的土地面積也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
有了明確的局限條件與分析架構，推出理論本應易如反掌。但佃農分析有一個困難，我要苦思兩天才得到答案。那是合約分成是一個百分率，不是經濟學者慣見之價。這含意着佃農合約中必定有其他條款才能成事，而這條款的約訂是佃農勞力與土地租用的比率。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找到的十多份中國佃農合約版本皆如是——那是說，土地與非土地的生產要素皆約訂。
以勞力（或非土地生產要素）之量使農地的平均租值達最高點，租出給一個農戶的土地面積就決定了。地主的分成比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值除以土地的平均產量。這樣，佃農合約的生產效果，與地主自耕、固定租金合約、僱用農工合約等的生產效果相同。在均衡上，勞力的邊際產值等於勞力另謀高就的工資，而土地的邊際產值等於土地的最高平均租值。邏輯上這些結論不可能錯，問題是不同的合約安排有不同的交易費用，而我們也要解釋，為什麼在產權與競爭局限相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合約安排的並存。
（《經濟解釋》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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