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這是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寫下的一段話。正是這段話，使魯迅長時間在中國大陸被神化。文革期間，除了毛的著作之外，勉強可以讀到的書，只有被篩選過的魯迅的文章。其他所有與魯迅同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尤其是魯迅曾批評過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全被視為「毒草」。然而，只要曾經讀過魯迅的尖銳的、針砭時弊的雜文的人，對中共建國後禁制不同聲音及輿論一律的現象，都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魯迅活到今天，他會怎樣？最近讀了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的一本書，書名叫《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國海口市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書的最後「再寫幾句」一章中，周海嬰提到一件他「再三疑慮，是不是應該寫下來」的事。幸而他寫下來了。
魯迅夫人許廣平的一位老朋友，以繙譯高爾基文學作品而聞名的羅稷南，中共建國後一直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毛澤東到上海小住，照慣例請幾位文化界的老鄉（羅與毛為湖南同鄉）聊聊，羅稷南忽然率直地向毛提出一個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問題當面向毛提出，帶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卻十分認真，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毛的嚴峻而直率的回答，讓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裏，對誰都不透露。」很明顯，他若透露這段話，毛不會認帳，而他一定落一個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罪名。
九十年代羅稷南病重，他覺得有必要把幾十年前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於是告訴了他的一個學生。羅不久就去世了。一九九六年，由一位親自聽到羅稷南講述的朋友告訴周海嬰。二○○一年七月，周海嬰拜訪老學者王元化，王告訴他，他自己也聽說過這件事，鼓勵周海嬰把它寫進書中。
毛的這段話，清楚地表明，毛自己很明白：由於中共建國後實行文化專權主義，故沒有魯迅這種帶批判意識的作家的生存空間。倘若魯迅還是魯迅，他就只有坐牢；倘他沒有坐牢，他就不再是魯迅了。既如此，那麼毛的推崇魯迅、吹捧魯迅，就不是要真正繼承魯迅的精神，而只是利用魯迅作為打擊政敵、壓制言論的工具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