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在他的第二屆行政長官就職演說中，終於較為客觀地檢討香港何以會出現近幾年的經濟困境了。過去，他只是把問題歸咎回歸前的泡沫經濟，歸咎外圍（歐、美、日本）經濟衰退，而一味唱「中國好，香港好」的老調。這一回，他提到「香港作為祖國內地聯繫國際市場的橋樑地位，面臨新的挑戰」（不久前他還為《財富》雜誌講香港中介地位漸失，而力加駁斥），「鄰近地區的發展又要求香港必須降低成本」。所謂「鄰近地區」，就是中國內地，這等於間接承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給香港帶來經濟困境。
怎麼辦？董伯提出來的妙方，竟然不是使香港在政治、經濟、法律、自由度等方面更加國際化，而是依靠中國大陸這個窮爸爸，包括建立與內地更緊密的經貿安排，與廣東省的各種合作，要求中央放寬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實際上，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不需政府安排，商人自會尋找種種合作機會，只要看台商在大陸的投資規模就知道。至於內地訪港旅客的增加，相信在香港對大陸居民的新鮮感逐漸淡化以後，也不是可以長期依賴的經濟發展方向。
董伯提出來較為可行的只有「鼓勵和吸引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公司來港上市」。以香港的國際資金進出自由、完善的會計制度、廉政、法治以及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資訊自由，暫時仍可作為內地企業上市集資的最有利的市場。但在廉政、法治與新聞自由可能褪色的不明前景下，香港是否能長期保持這優勢，也使人有所憂慮。
董伯說，「香港經歷過無數艱難險阻」，「都能轉危為機，屢戰屢勝」，「我們依靠的是甚麼？是一股旺盛的香港精神。香港精神表現在香港人自強不息、能屈能伸、勇猛進取、靈活應變、刻苦耐勞、永不言敗的個性特點上。」──雖被董伯稱讚，但作為香港人的筆者卻愧不敢當。就以寫文章來說吧，筆者若生活在中國大陸，掌生殺大權的幹部白眼珠子一翻，筆者的筆桿還哪裏硬得起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個性都是差不多的。香港人能「屢戰屢勝」，依靠的不外是英國人管治下的法治的傳統，是公平的法律統治下的人權保障，及每一個人在法治下的自由發揮，各顯神通，而不是甚麼香港人的個性。
董伯說，香港的逆境，對市民是重大考驗，「對我個人來說又何嘗不是重大考驗？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你我之間加強了認識……」──過去五年，市民對董伯，無疑已很有認識，但董伯對市民卻很難說得上有認識，也缺乏信任。單看高官問責制提出兩年，都沒有在民間進行任何諮詢，就倉促推行，可知董伯根本不相信市民。而他最後說的感謝市民對他的「信任和支持」，若不是自我臉上貼金，就一定是很大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