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制出籠過程混亂，暴露整個設計的不成熟和不妥當，令人對未來五年的施政加倍擔心。這些制度上的弊端，必然會一一呈現，造成問題。
然而，除了「三巨頭」之外，制度上的缺陷並不是新任問責官員的錯，事實上，這些缺陷及先天病態，會增加他們工作上的困難，我認為立法會和公務員都應抱着以香港公眾利益為要的態度，盡量協助新任官員履行他們的公職，並在過程中盡我們的所能，更正、彌補和制衡制度上的先天缺陷。我希望新任官員也抱着同一態度，尊重立法會，尊重公務員，開心見誠，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比較令人失望的，是曾蔭權在問責制議決通過後的表現。董建華政府要改變行了半個世紀，港督或行政長官每年十月，在立法會會期第一個會議上宣讀施政報告的習慣，而這個習慣早已成了香港市民接納的傳統，卻對立法會只是一紙通知，甚至沒有說清楚究竟這是下一個會期的安排，還是希望以後都這樣做。這種無禮和不守規矩的做法，對新人來說，還可說情有可原，曾蔭權由行政主任、政務官做到政務司司長，在政府服務超過三十年，應該深明道理，如今卻帶頭作虐，就罪無可恕。希望新官勿以曾司長為典範。
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建議，內務委員會應成立小組，研究在問責制推出之後，立法會工作安排有甚麼需要調整之處。
我支持成立小組，但是恐怕先要確定了問責制在行政機關運作方面帶來甚麼新改變，才可以作出相應調配。炎炎夏日，宜以清涼心情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