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
俗語說：「行運一條龍」，又說「禍不單行」。無論是禍是福都不是孤立的例子，而是跟其他事物連結的。足球的情況也不例外，德國足球的機動便和德國人守紀律、效率高的特點相連。
根據DavidWinner的《BrilliantOrange:theNeuroticGeniusofDutchFootball》，荷蘭的全能足球是荷蘭整體社會在六十年代末，由傳統的權威型走向全歐洲最開放的社會的其中一種具體表現。
韓國足球在應屆世界盃連挫強敵，令人刮目相看，大部份評論把功勞歸於球隊的荷蘭籍教練和南韓國人的拼搏精神。這話當然不假，但打世界盃當然要拼，韓國隊的拼和其他隊伍有甚麼不同？不同之處在於一開始韓國隊沒有把自己看成弱旅，一味死守，反而像強隊一樣壓着對手來打。這點很多人已注意到，但根據外電報道，軒迪克執教之初，遇到最大的問題是韓國人那種講求長幼有序的儒家精神，練習時年輕球員往往不敢向年長的球員攔截。
的確，韓國人的儒家思想可能比中國人更根深柢固，至少他們沒有經歷「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洗禮。軒迪克縱有過人的本事，但能否憑一人之力，在一、兩年的時間便轉變韓國人的千年積習，放下長幼有序的思想包袱，打一種講求表現個性的全能足球？
HagenKoo的《KoreanWorkers:TheCulture&PoliticsofClassFormation》和DohC.Shin的《MassPolitics&CultureinDemocratizingKorea》都沒有提過一句韓國足球，但讀了這兩本書後，卻令人對韓國足球的突破發展恍然大悟。
南韓對西班牙一役，四百多萬人上街支持；HagenKoo指出一九九七年的全國大罷工，有超過三百七十萬人響應，該次罷工，不是為了工人的直接經濟利益，而是抗議當年的金泳三政府，在反對黨缺席的情況下，偷偷通過的法例，是一次政治性的抗爭。Koo又指出，南韓的工人運動已完全達到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階級不只為了眼前經濟利益，更可以為長遠的政治目標而抗爭的水平；而且在具體組織和抗爭的規模和氣勢上，更可能超越十九世紀歐洲。
同樣，DohC.Shin指出，南韓的民主化進程比起其他曾經受高壓統治的亞洲國家走得更遠。南韓除了在憲制上確立了民主體制之外，又完成了政黨輪替，而且更史無前例地把前獨裁者繩之於法。就連曾經是民主改革的英雄金泳三，也因為後來表現搖擺不定而被人民背棄。在政治上以致在社會上，南韓其實已擺脫了權威的枷鎖，表現在球場上就是進取灑脫的足球。南韓人憑甚麼做到中國人做不到的事情？Koo的著作提供了答案，那是一方面在於南韓工人的自覺，另一方面則是南韓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