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要是這樣的邏輯能成立，那所有大公司的總裁、主席大概都該齊齊減薪，因為他們也得到很高的曝光率、得到很多的敬意。
原本以為政府花上半年時間檢討公營機構高層薪酬後會讓公眾清楚知道這些高層薪酬是否過高，只可惜有關報告根本未能達成這個目標，實在讓人很遺憾。
造成這種愈弄愈混亂的原因是因為有關報告採用了不少主觀及無法量化的因素衡量薪酬，並因此而調整薪酬指標，以致不僅是公眾或是有關機構都不容易確定報告所提出的薪酬水平是否合理。例如報告中指出金管局總裁及證監會主席因為有「很高的國際曝光率和聲望」、「受到所監管行業的尊重和敬意」、「被認為能影響香港的金融市場」，因此該減薪百分之十！像這些釐定薪酬的標準不是奇怪得很嗎？
我們不知道顧問公司為甚麼有這樣的構思，但我們認為引用這些虛無飄渺的理由本身是不妥當及不合適的，因為所謂尊敬、聲望、敬意都是難以用金錢評估的，更不可能代替金錢報酬，怎麼能用這種任意（arbitrary）及無法量化的理由訂定薪酬呢？
難道顧問是要鼓勵共產主義時代那種「一大二公」、不求私利、只想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嗎？而且要是這樣的邏輯能成立，那所有大公司的總裁、主席大概都該齊齊減薪，因為他們也得到很高的曝光率、得到很多的敬意。通用電氣前主席韋爾奇（JackWelch）就是一個好例子。可是韋爾奇不僅沒有因此而減薪，他的薪酬待遇反而不斷上升，甚至退休後仍支取高額顧問費。事實上，私人公司及企業根本不會用這些因素計算薪酬，顧問公司怎麼突然引進這些似是而非的主觀因素呢？
此外，為甚麼尊敬、敬意、曝光率該佔薪酬水平的百分之十而不是更多或更少呢？這樣的百分比是怎麼估算出來的呢？顧問報告中並沒有交代，甚至政府在回應時也認為這個計算相當主觀。既然部份數據如此主觀，怎麼能有說服力、怎麼能作為調整薪酬的參考指標呢？
我們認為，公營機構高層的薪酬調整，應按客觀的市場薪酬水平、客觀的數據處理；可是有關的顧問報告卻沒有能為公眾及有關機構提供這樣的標準，反而引入了不少不能量化、似是而非的主觀因素，這不是讓公眾更疑惑、讓公營機構高層薪酬是否過高的爭議更難平息嗎？
（圖）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被薪酬報告指人工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