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過去已經十三年了。當我懷着歉疚的心情面對至今無法瞑目的亡靈之時，自己的責任感和現實的嚴峻所構成的巨大道義壓力，讓我無法對與八九民運，與六四大屠殺相關的現狀保持沉默。儘管在海外每年都還有悼念六四亡靈的活動，儘管在極為嚴酷的環境下，以丁子霖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還在一直堅持見證歷史，尋找正義，儘管在我們檢討自己的失誤時，仍然對八九民運的正義還抱有絕對的自信，然而，令我悲哀的是，在國內和海外的華人中，對八九民運的歪曲和侮蔑從來沒有停止過。
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中國經濟的連年高增長，隨着國內中產階級的小資情調的氾濫和知識精英的普遍受益，亡靈的鮮血被冷漠和遺忘愈沖愈淡，運動的價值和意義愈來愈被消減，似乎造成中國政治改革長期滯後的主要責任，不應由作為殺人者的政府負責，而應由付出了生命的受害者承擔。
大屠殺過後，中共依靠專制權力，採取暴力鎮壓、強迫遺忘、製造謊言、故意歪曲和利益收買等方法，多管齊下地對歷史進行肆意竄改，對民運記憶進行強制清洗，這是專制制度的本性決定的，並不出人意料。我曾經想，只要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民眾能夠保存記憶和良知，哪怕是默默地保存，只要六四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通過民間教育，在記憶中建立起真實的歷史畫面，知道中共政權是多麼野蠻，了解他們的兄長在當年付出多麼慘烈的代價，在觀念上分清起碼的是非曲直，進而關心或同情那些仍在為繼承八九精神而堅持良知的人們，那麼官方的一切努力並不能真正地扭曲人們對八九民運的認識，也不能使一個民族的整體記憶，出現巨大的空白或者蒙昧。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民間遺忘的廣度和歪曲的深度，已經到了不能僅僅歸咎於專制政權的程度，一方面，有大量當年的參與者不願再提及往事，不願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經歷，另一方面，一些所謂中產階層和知識精英，為了替自己的蓄意遺忘辯護，提出一些歪曲事實的解釋，諸如「穩定優先論」、「倒退論」、「不得已論」、「利用論」等等。對於這些歪曲的反駁，國內學者任不寐先生發表於上一期《北京之春》上的《為一九八九辯護》長文，給予了極為精采的陳述，我不必再一一展開，我僅想指出，最令我擔憂的是，這種對記憶的講法和對運動性質的歪曲，已經如此普遍而深入地變成後八九一代的「常識」，它直接導致了民族記憶的斷裂和民族精神的沉淪。當政治冷漠成為時尚，當社會責任感成為成功人士不屑一顧的理想時，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民族，即使有經濟上的成長，如何真正走向成熟與強大。
因此，與其他許多堅持良知的人們一樣，天安門一代別無選擇，我們只能直面嚴峻的現實，用各種公開的方式反抗強權，抗拒遺忘和糾正歪曲，重新塑造被官方、被既得利益集團和御用知識精英合謀扼殺的歷史真相和民間精神。這不僅關乎歷史上的八九運動本身，以及無辜亡靈的基本人格，關乎對中共政權及其專制秩序的根本變革，更關乎中國人的精神能否回歸起碼的誠實，能否建立在最基本的正義感上，而這正是中國社會平穩轉型的人文依託。
因此，每年一度，我們站在這裏，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歷史，既是為了過去，也是為了將來，中國的未來需要道德重建及精神資源的重組，讓我們以「紀念六四，抗拒遺忘與歪曲」作為邁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