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皇黨不講道理，一味保皇的投票機器主導下，立法會在上星期四通過了支持高官問責制的動議辯論。在這之前一天，政府公布民調結果，指六成五被訪市民贊成問責制，反對者不足一成二。筆者對這項調查的問卷設計很懷疑，因為，若第一個問題是：你知不知道甚麼是高官問責制？相信絕大多數市民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含糊不清。不僅是一般市民，即使把這個問題問投票支持高官問責制的立法會議員，筆者相信他們即使說「知道」，也是違心之論，因為實際上從未有任何人清楚地解釋，何謂高官問責制？這種制度在西方以至在中國，有沒有先例？有沒有過完整的論述？
董建華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建立完善的問責制度，主要內容是由行政長官任命主要官員（包括三司司長和大部份政策局局長），以合約方式訂明權利與責任，任期不超過提名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在英文版中，他用的英文是：Systemofaccountability。照英文字義，是「責任制」的意思，但西方文化中的「責任」，帶有若被「問」時「應作解釋」以及要有「可說明性」的含意。
其後，一些英文報章，把高官問責制稱為Ministerialsystem，意思就是「部長制」。因為在西方政治模式中，由首相、總理任命並與他同進退的高官，就是部長。這種部長制，與香港過去由終身職的公務員擔任高官的制度絕不相同。因此，對了解西方政治文化的人士來說，「部長制」含意遠比「責任制」清楚。
在中國文化中，恕筆者中文水平低，對「問責」這個詞，還沒有聽過或看過。
至於西方的部長制，部長們的「責任」之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是接受議會的質詢。因此，「責任」從「問」而來，或由此可稱之為「問責」。那麼這個「問」，應指議會的「問」。而基於西方的議員是全部由人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因此接受議員們的「問」，就等於接受人民的「問」，是間接向人民負責的表現。
至於部長的人選，則主要來自政黨。由人民直選產生的首相、總理，他們所屬的政黨早有一批理念相近以及對相關事務有所專注的人士，他們處於在野地位時已組成影子內閣，因此當選執政後由他們出任部長並無困難。
香港的高官問責制，首先議會半數以上議席非直選產生，部長並不能透過接受他們的質詢而間接向市民負責。其次是特首也不是由直選產生，更無所屬政黨，要找一批理念相近的人出任部長也困難重重。因此，這是一個非驢非馬、不知所謂的「問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