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
香港學生重理輕文，文科之中又以歷史最為受到忽視，以為只是死背死記的科目。近日香港政局擾攘，警廉衝突，問責制和公僕減薪等事件在在顯示有關當局方寸大亂，進退失據。另一方面，市民對警方引用《公安法》，破曉時分入屋捉人的做法，全不在意，甚至認同當局的處理手法。與此同時，民主進程在回歸後未有寸進，民主黨的支持率拾級而下；很明顯，即使董建華領導無方，但大多數市民卻沒有想過民主改革有助社會管治。
當今之世，先進的國家都是行民主，香港卻可能是例外（假如經濟不再惡化）。十九世紀後期的德國則是先進而不民主的歷史典型，在首相卑斯麥的鐵腕統治下，德國強大又先進。軍事上直逼英國，社會上則設立了全歐洲最先進的保障計劃。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便處處以德國作為模仿對象。董建華的甚麼行政主導，可能也是想仿效卑斯麥，但很明顯，功夫差了幾皮。威權統治講求恩威並濟，現在淪落到公僕減薪，甚至連老人生果金也需要削減！
因此，應將現今的香港和德國的魏馬共和（1918-1933）相比。德國教授HagenSchulze的新作《Germany:ANewHistory》扼要地闡釋了魏馬時期的難題。
首先，德國以戰敗國身份受制於嚴苛的《凡爾賽條約》，經濟舉步維艱。政治上，威權主權崩潰形成的政治真空難以填補，只能以聯合政府的形式執政，政局極之不穩。
民眾方面，對民主政體冷漠，普遍認為是英、美、法等戰勝國加在德國身上的外來體制；左和右的政治勢力更加擺明反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作為憲制上最高領導人的總統興登堡像董建華一樣是一個無知而保守的好好先生。他的支持者原本以為他上台後會致力恢復君主政制，但他因為自己既宣誓效忠共和，拒絕恢復君主體制。可是他對政治毫無認識，而用人唯親；身邊的人全都像他一樣出自舊時普魯士的貴族階層，視野狹窄，以致未能洞悉希特拉的野心，被其有機可乘。
香港的情況何其相似，經濟上，外在因素的掣肘愈來愈大，本身的動力漸消失。政治上，董建華既要使北京放心，又要令西方相信他不是北京的棋子。他既要討好大財團，又要籠絡工聯會。管治上，他既要用英國人留下的公務員，但又信不過他們。更要命的是他的政治水平止於普通一個大老闆的程度，在公僕減薪的問題上任由新丁的梁錦松事先張揚；問責制則極有可能變成只有問題，沒有答案。不過，即使事情更壞，香港也不會有希特拉，因為一個同樣專制獨裁的政權早已虎視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