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網絡成員 何寶英
政府統計處在五月初發表的人口推算指出，二十年後的香港，每四人中便有一人年齡達六十五歲或以上，而老人供養率亦隨之而下降，即一名老人平均只有兩名年輕人供養。人口持續老化，對於醫療及社會服務的衝擊最直接。事實上，年老病人是公共醫療服務的「大戶」，佔醫院及門診服務四成以上。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融資危機，衞生福利局的策略是以「漸」變應萬變。先從內部調整着手，以減省開支，繼而逐步提升各項公共醫療收費。若兩者均不奏效，才考慮其他供款式的融資方法。
目前經濟低迷，政府決心維持一個「小政府」，將公共醫療開支封頂，儘管需求有增無減，政府的撥款基本上維持不變。昔日高津助的醫療服務將一去不返，依靠稅收的融資方法已不再可行。這種局面的結果只有一個──病人必須增加支出，以支付公共醫療服務。
長久以來，香港的基層市民缺乏退休保障令不少市民退休後，由於健康問題而陷入經濟困境，在貧病交迫的日子中過活。獨居老人節衣縮食，微薄的綜援和高齡津貼，以及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服務，是他們維持基本生活的最後一度防線。筆者認為，一旦急症室、醫院及門診增加收費，必定令部份貧困長者在非緊急的情況下放棄或延遲就醫，令健康受損。因此，公共醫療服務在調整收費時，必須為這類病人提供豁免或寬減措施，照顧領取綜援及依賴高齡津貼為生的長者。
另一方面，政府應有空間為日後的長者，即今天的中年市民作出長遠打算，以增強他們日後未付醫療服務的經濟能力。從這角度出發，有意見認為供款式的醫療制度（包括醫療儲蓄戶口及醫療保險）是一條出路，但鑑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市民的負擔能力有限，醫療供款可考慮在強積金供款中扣除，便可一舉兩得。筆者認為，基本退休生活保障與醫療保障，不應混為一談。以目前的供款率（百分之五）及每月供款上限（僱主及僱員的一仟元）計算，一個中產人士退休時所累積的數目只有數十萬，低收入人士則更少。目前香港人平均壽命約八十歲，換句話說，倘若一個退休工人並沒其他積蓄或收入，強積金就成為他退休後最少十五年的生活費。要應付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已不容易，能否支付加價後的公共醫療服務也成疑問，一旦有突發性的巨額醫療支出，便會嚴重影響其生活質素。正如許多已發展國家的經驗顯示，醫療保障制度應獨立於退休保障才行。
筆者同意目前並不是推行供款式醫療制度的適當時機，但卻值得重新檢視哈佛報告及《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中所提及的各項建議（例如醫療儲蓄保險計劃及頤康保障戶口等）的可行性，待經濟稍為好轉時嘗試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