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強調，行政會議提出，分別為4.42%、1.64%及1.58%的高、中、低公務員減薪幅度，十分溫和，而且得到社會廣泛支持；這點是不錯的。另方面，公務員工會強調的是薪酬調整，有行之已久的一套制度，立法減薪沒有先例，破壞制度及破壞署方和職方之間的互信，必須堅決反對；這是言之成理的。
換句話說，其實最大分歧，不在減薪這個目標，而是減薪的手法。
按照工會代表所說，自一九七四年以來，署方和職方早有共識的制度，有以下的步驟：（一）薪酬趨勢獨立調查；（二）署方及職方接受調查結果（共識是，調查結果是決定薪酬調整幅度的一個重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也需考慮社會經濟、政府財政狀況、公務員士氣等）；（三）職方提出調整幅度要求；（四）行政會議考慮過職方要求之後，提出初步決定；（五）如有需要，署方及職方就該初步決定進行磋商；（六）如有需要，職方提出反建議；（七）行政會議最後決定。
在今次事件中，特殊之處是職方在（三）之下提出凍薪要求之後，署方不是提出初步決定，而是馬上發出最後通牒，並即時宣告立法減薪，要公務員組織日內答覆，不接受署方決定，就立法。
本來面對公務員同受影響的經濟困難，及史無前例的減薪要求，第（五）及（六）的步驟應多留一點時間，作為磋商的空間，但署方反而採取更霸道的手法進逼，確令人費解。即使署方確信有必要立法，也應盡量尋求在職方理解之下立法，以立法為威脅工具而拒絕磋商，其實是深深侮辱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