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教育政策小組副召集人 陳竟明
《高等教育檢討報告》提出許多改革建議，影響深遠，過去一個月所引起的爭論頗大。
我們嘗試仔細地看報告書的建議及其影響，尤其着重《高等教育檢討報告》的建議，能否提升大學教研質素。失望的是，報告書未有充分為本地高等教育把脈，有甚麼缺失、危機、挑戰，應該如何避免在學額擴充時質素不下滑，如何拔尖補底，如何應付國際競爭等實質問題提出建議解決方案。全份報告主力推出「擇優而助」、「薪酬與公務員脫鈎」、「學分轉移可與撥款掛鈎」等教育改革建議。朝精英主義、商業化、市場化的道路，結果會令各大學單一化「窄向擇優」，不利普及大學教育。高教檢討究竟是為誰改革？
建議當中，脫鈎及減少資助副學士兩問題尤其令人關注。由於大學教育佔整體教育開支達三分之一，而整體教育開支佔政府總開支四分之一，在政府喊窮而又想擴充專上教育時，既要三改四，亦要達百分之六十指標，便惟有降低薪酬成本。
這想法與政府公務員薪酬機制及資助機構的薪津檢討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由於大學內部監管不足，如何以公平而可接受的方式來衡量薪酬的高低，也是反對脫鈎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報告書既承認大學監管出現問題，卻沒有具體建議，十分不負責任。減少資助副學士則令貧窮子弟難入大專，對副學士生極不公平。
《高等教育檢討報告書》惡評如潮，校長、學生、教授、職工均極為不滿。結果，大學同寅非但錯過一次好好地反省和檢討如何提高大學教研質素、提升學生水平的機會，更引發出教資會的角色問題，及該會應如何監管大學用公帑的問題。教資會常說它是中介者角色，在大學與政府之間起媒介作用，維持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也是這中介者角色之一。這是一個怎樣平衡自由與問責的監管工作。到底教資會有沒有干預大學自主、破壞學術自由？這正是我們最感擔心和憂慮的地方。但教資會又向誰問責？
大學如何能夠擁有自由、平等、開放、和平與自主，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除倚靠大學本身的決策者堅持外，亦有賴一個具遠大目光、胸襟廣闊，及民主開放的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支持。由於決策權力結構，及教資會從屬問題不清不楚，特區政府亦欠缺民主開放，高教政策詳細分析又欠奉，決策由上而下，大學的前途堪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