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七回歸到現在，部份公眾和社會輿論從批評政府，到最近開始積極支持政府以維護「法治」的語言，來合理化逮捕觸犯「非法集會」法律的長毛梁國雄及學聯馮家強，來武力驅散被人大釋法剝奪居留權，而爭取居權人士「非法霸佔遮打公園，擾亂公共秩序」的示威行動，支持強制遣返這些「非法」留港人士。同時，這些公眾和社會輿論又積極支持政府以提高行政和資源「效率」的說法，來合理化對弱勢社群的歧視。
社工教授要求通過限制家庭團聚移民來「提高移民素質」，限制新移民申請綜援來減輕政府的負擔；支持福利部門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要求削減綜援和收緊享受獲得福利服務的公民權利；支持房屋政策罔顧低下層市民的住屋需要和能力，支持政府收回市區公屋地權，減建居屋，在添馬艦興建總部來維護地產商利益；支持提高部長高官向董建華負責的「決而不議」的「效率」，而不必向市民負責的「問責制」。
這些公眾和社會輿論不但支持執政者的集權，支持執政者與商界利益的結合，甚至通過製造社會公敵來打擊異見人士和弱勢群體。這些公眾和社會輿論與執政者的集權管治策略逐漸結合，香港的法西斯式管治氣候正在形成。
所謂法西斯管治，指執政者通過集權來加強行政權力的專斷。同時，通過政治力量來統攝經濟和社會的權力。這些特點在《基本法》已打好基礎，現在董建華提出的問責制，更制度化政府與商界的密切利益和互打龍通的政治結構。
往往分析法西斯管治的觀點，只留意政治上的專制，忽視其特點，是通過從上而下的政治動員，與由下而上的社會動員的互相呼應勾結，通過製造社會公敵，引起公憤，來打造執政者與民眾的共謀團結，壓制異己和弱勢群體。香港政府最近的政策辯論，已學會了領導民意，通過和保皇黨的合作，動員民間組織的聲音為政策護航。現在提出的部長制，提高和政黨的聯繫和代表，加強了保皇黨為了「入閣」利益，而充當執政者的馬前卒，來動員它們的群眾保駕護航。
這些公眾和社會輿論，迎合執政者裝扮的「法治」和「效率」的漂亮語言，強化弱肉強食和維護既得利益階層的邏輯，不斷歧視弱勢群體、異見人士和團體，把他們打造成社會公敵。在新移民的問題上，無論是支持人大釋法剝奪港人內地子女的公民權利、支持武力驅散示威行動、支持限制家庭團聚、支持限制新移民申請社會福利，都不斷在建構新移民是社會公敵，拖累經濟復甦、「不守法」、「破壞法治」和搞亂治安的元兇。
同樣，在辯論公安法，爭論警方逮捕示威人士時，這些輿論又無視惡法對遊行和示威權利的限制和臨立會的合法性問題，把那些通過街頭示威，爭取民主和人權的四五行動、學聯、支聯會等等公民抗命組織刻畫成「不守法」、「破壞法治」和搞亂治安的元兇，甚至惹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干預。
打造香港公敵的輿論動員，在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與由下而上的社會動員，在部長制、保皇黨入閣與諮詢制度的密切配合下，勢必進一步加強結合。
具香港特色的法西斯管治已經開始萌芽了。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