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信息部（EIU）大幅調低香港未來五年營商環境評級，其中一個理由是高官問責制不能改善施政質素。政府及本地商界縱使認為評價不公，也不得不承認EIU報告是國際權威研究，也是國際投資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任何投資者評估政府政策對投資環境的影響，最怕是政策飄忽不定無章法，高稅率或管制等反屬次要。若投資者對特區未來施政信心下降，最大憂慮必定是認為董式問責制，會加劇政策不穩。
過去五年，特區最經典的飄忽政策是「八萬五房屋政策」；始作俑者並非殖民政府留下的官僚，而是董特首及其任命的智囊團。而投資者的憂慮，是基於對問責制內容和推行的分析。
首先，變革格局破而未立；政治任命破壞相對平穩的官僚管治和有迹可尋的政策制訂，但問責制設計粗疏，併合政策局非根據甚麼原則，新制管治能力成疑。
長遠來說，若特首一職繼續由沒有政黨背景，甚至沒有政綱人士擔任，每五年特區需重新組成無往績的管治班子，造成施政結構性不穩，反增「人治」色彩，令國際投資者難於適應。
再者，整個改革制訂和推行手法凸顯黑箱作業施政。政府管治除須中央政府同意，更應讓社會尤其立法會、政黨、公務員系統正式參與醞釀。但事實上：
‧政府沒有向公眾發放詳細政策諮詢文件。過去兩年，政府一直沒有公開問責制的研究及考慮因素，卻間中放出氣球消息，刺探民意。直至公布前數周，傳媒才從所謂政府高層人士，非正式地獲得新制度的框架內容。
‧公務員只從傳播媒介獲得改革的消息。據報道，甚至現任局長也只在改革公布前一兩周得知詳情；首長級政務主任於公布當天才獲知會。
‧董特首用了兩年多研究，卻只給立法會兩個多月審議。送交立法會討論的文件，除有關薪酬及聘用條件的解釋較詳盡外，新制度的各項課題，只作框架和原則性介紹。明顯地，董限制立法會參與制訂改革。立法會只擁有否決權：是否增撥款項四千多萬，及是否更改法規轉移現任政策局局長的法定權力至新局長。立法會陷於兩難：若否決撥款，便成議而不決罪人；但對於新制度種種缺陷，又不能改進。
兩年來，香港民間、議會和輿論界都只能回應氣球消息，未能得知確實資料和政府想法，對改革作正式和理性的討論。新制度唯一吸納民意的，是把新局長的傳聞中近七百萬元高薪減至約三百七十萬。
基本管治變革不透明，教國際投資者如何捉摸在香港營商的政治環境變化。
董特首來自商界，應理解管理學上「變革管理」（Managingchange）竅門，任何變革必先得人心。尤其由上而下的變革，若缺乏受影響人士和團隊的切實參與和支持，成功機會不會高。
五年來，社會瀰漫着無力感，面對逆境，不能如以往勇敢地爬起來，這是源於對特區管治缺乏信心。若家長式管治思維繼續，不讓議會和民間參與改革，光是管治架構上的調動，如何重建社會面對逆境的信心？
董式問責制對市民來說，是另一個他們沒有話事權的既定事實，贊成與否也得接受。但是，國際投資者是可以選擇的。
新力量網絡理事 楊區麗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