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香港近年多了一批叫非公務員的公務員。他們辦的是公務，直接領政府薪金，薪金卻往往比有名分的同級公務員低四分之一。去年底，這類非公務員人數增至一萬三千多名，是九九年的兩倍。
此外還有愈來愈多的承包商工人。他們辦的也是公務，經承包商中飽之後間接領政府薪金，薪金往往比有名分的同級公務員低兩倍。比如說，清潔工人屬公務員編制的，月薪是九千餘元，每天工作八小時；屬承包制的，月薪是四千元，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最近，當局更把工時減至八，工資減至二三千，不減的只有工作量。董建華政府說這叫做資源增值，叫做節省公帑維護公益。
舊中國有另一套維護公益的辦法。《大唐新語》卷九載：太宗貞觀年間，右丞韋悰上奏說司農貪污，賣木材價錢比民間貴近一倍。太宗令大理卿孫伏伽治司農罪，孫伏伽卻認為司農無罪，因為官價太低，民間價就要更低，以至低無可低，不利工人生計：「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茅塞頓開，轉頭對韋悰說：「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現在卻不同了。董建華政府上任以來，工人官價不斷削減：最初只減新聘中下級公務員薪酬，現在更新舊全減。同時，承包計劃、非公務員計劃等範圍不斷擴大，官方工資愈壓愈低。
結果是民間工資也愈壓愈低、快餐店、超級市場以至茶樓的時薪，低得一再成為新聞；銀行、公用事業等即使盈利一升再升，僱員薪酬還是一減再減。工人生活拮据燒炭自殺一時蔚然成風。當局大規模的反自殺宣傳正是他們政績的注腳。
當然，民間工資大減，高官富商收入可不能不加。他們有新的所謂問責制，使高官薪酬增加幾乎一倍。他們又有大幅減建公屋措施，使地產商得以進一步壟斷自肥。香港、大陸的分野於是日見模糊。
在大陸，高幹富商夜夜紅樓買笑，工人農人則飯籮屢空。童工每天幹活十五小時，四個月才獲五十元，見於上海日資企業；貧困丈夫含淚送妻子去賣色相，見於瀋陽軍區司令部旁的太原北街。十年後，新中國此景此情未必不可見於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