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以擔任問責制的高官？董伯說，他們要「對香港有承擔，希望對香港的前途作貢獻，他們是作出個人犧牲來做的。」曾蔭權也一再強調，問責高官都是有使命感，有理想的。
將這些偉大的空話，落實到現實的層次，有誰會為理想而不惜犧牲個人呢？現任的司局級官員，他們拿走了退休金，享受了長俸之餘，或會以合約方式重新開始他們「對香港的承擔」，對香港作「貢獻」。除此之外，問責高官可以在商界或高職人士中找到嗎？
據了解，特首在商界中物色人選已多次碰壁。行政會議成員唐英年指出，商界人士出任公職有自己的生意尚好處理，打工仔要考慮的更多，牽連的問題是：是否「易入易出」呢？出來的時候（即離開高官職位時）說不可以做回本行，那他就找不到事情做，於是當問責高官等於「奪去他的謀生能力」。
我們都是正常的人，正常的人是不能靠「承擔」、靠「理想」、靠「使命感」吃飯的。不惜犧牲個人，一心為香港作貢獻，抱着這種理想與使命感的，都是非常人。非常人當然很偉大，但偉大得不正常。二十年前，徐復觀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正常即偉大》，他提出要全國人民去學雷鋒，等於要大家去做一個非常的人，這是辦不到的，這樣要求的結果，只會使社會由非常跌入反常。而社會是需要靠正常人，以正常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去運作的。因此，他說：正常即偉大，非常會跌入反常。
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最大的災難，往往不是由大奸大惡的人造成的。因為一個人只要人性尚未泯滅，為惡時，就不能不有所不能、有所不敢。只有那些以崇尚宗教、道德、理想、使命感的人，才會最偏頗、最獨斷、最一意孤行，也最能製造大災禍。梁武帝一生節儉，自奉如苦行僧，但為了振興佛教，卻揮金似土，到處修建佛寺，為此而對百姓搜刮盤剝，無所不用其極，老百姓苦不堪言。毛澤東據說「艱苦樸素」到一雙皮鞋穿了二十多年，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搞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波爾布特驅趕柬人下鄉，自然也是為了實現他的共產主義。
董伯要實現讓香港人七成有自置居所的理想，而提出「八萬五」的主張，又在歷年施政報告中提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亞洲的紐約和倫敦等等理想。如今，負資產者有多少？資訊科技中心的數碼港出租率有多少？理想固然高超，但也害人不淺。特首還要找一批有理想、有使命感、願作出個人犧牲的人來當問責高官，社會豈能不從因非常的要求而誤入反常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