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制度的選擇
第二章產權結構與合約結構
今天經濟學用的私有產權（privatepropertyrights）的定義，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來的。這定義與法律書籍的不盡相同。經濟學的需要是以權利界定作為局限條件的約束，希望能以之解釋人的行為：局限有變，人的行為也就跟着變。法律的需要是以權利的劃分來協助法庭的裁決。
六十年代中期我參考了不少西方的法律書籍，追查過他們的土地產權演進的歷史。西方法律最明確的私有土地產權，稱作feesimpleabsolute。這包括私人的所有權（ownershipright）、永久年期（perpetuity）與自由轉讓權（freelyalienableright）。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所有權不重要，可有可無；永久年期比較重要，但不需要「永久」，有足夠的年期保障，或有明確的規例可以延期，就可以了；自由轉讓權則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
我提出的、為經濟學而用的私有產權的定義，是由三種權利組合的：私人使用權；私人收入享受權；自由轉讓權。因為任何產權制度都有幾種權利的組合，產權是一個結構。讓我分述這三種權利，然後略談所有權。
這是指由私人或個人決定使用資源的權利。有權決定怎樣使用，但不一定是自己使用。房子是我的，我有權決定將之毀壞，或在不干擾外人的情況下把它燒掉。一塊土地是我的，我有權不准外人進入，但我也可以決定作為公用，只要外人不在土地上作非法之事，他們要在地上遊玩我不管。重要的是我有權決定怎樣使用，事實上怎樣使用是另一回事。
汽車是我的，我有權借給你用，或租給你用。你借用或租用我有權約束你的用法，你不守信在原則上我可以訴之於法。這是我的私有（決定）使用權與轉讓權合併的行為了。
私人的使用權是指有權私人使用，但可以不私用。重點是有權決定由誰使用和怎樣使用。另外一個重點，是這使用權的範圍一定是有約束、有限制的。這就是高斯所說的權利界定（delimitationofrights）了。
私人使用權的界定有用途（權項）的約束，而每種用途也有上限（權限）。沒有用途的約束或上限，他人的權利就不能受到保障，私有產權就不能在社會中成立了。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這些約束往往有疑問。例如一塊土地可以作住宅、農業、工業或商業用途，而在這每項中又可以再分類。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看，一塊土地應不應該有用途項目（權項）的約束呢？而若要有這約束的話，選擇從何而定？政府或議員的選擇是否以社會的利益為依歸？指定了用途的約束，其用途的上限（權限）為何又是問題。一幢樓宇可建多高，可佔私產土地的面積多少？這些又怎樣選擇了？
使用權利的界定不可以沒有約束或規限，但怎樣約束或界定是大問題。議員或執政者以自己的利益作決策，當無疑問，但這決策與社會整體的利益有沒有衝突呢？我們有理由相信，長線而言，資源使用的權項與權限的界定，會以社會利益為依歸。然而，正如凱恩斯所說，長線而言，我們不免一死。柏拉圖情況必然可達與人類滅絕是沒有衝突的。這點我在卷二說過了。這裡要指出的，是好些我們認為怎樣也說不通的用途權項與權限的約束，一般是交易費用存在的結果。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資源使用最高的利益，是使用的權項與權限能使社會得到最高的租值與消費者盈餘的總和。這也是說，資源的使用給社會帶來最高的總用值。有交易費用的存在，這情況的闡釋就變得複雜了。
且讓我從一個簡單的例子說起吧。你擁有一間二千平方米的房子，住的只有你一個人。這是你的魯賓遜世界了。在這房子內，使用全由你一人決定。睡房要多大，床放在哪裡，書房與桌子怎樣安排，工作室又要怎樣，等等。用途項目的增加，或一項用途增加上限，其他用途會受損。房子的最高用值，是每項用途的邊際用值相等。這裡房子只有你一個人使用，你要怎樣安排使用就怎樣；不用市場，也不需要政府策劃，達到最高用值是顯而易見的。
現在假設你成家立室，一家四口使用這房子。沒有市場，但作為一家之主你可能是「政府」。房子使用的項目與每項的權限如果由你作主，血濃於水，你的安排可能出自你的關心和愛。沒有市場，一家之內以愛安排使用，又或者是禮尚往來，而有時施行民主制，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使用的安排。在這些處理下，每項用途的邊際用值不一定相等。這是因為雖然沒有市場，但有競爭，也有交易（制度）費用。然而，在這些費用的約束下，房子的總用值還是最高的。這後者是定義性（definitional）的結論了。
現在再假設這房子住的不是一家四口，而是幾個陌生人。內裡不一定有政府，但給我一個業主吧。這樣，最可能的情況是各人租用房子的一部分，市場出現了。一個租客增加用地需求，可以向業主或其他租客洽商多租用。房子使用的項目與權限就由市場安排了。有競爭，也有交易費用，但考慮到所有局限，其總用值也是最高的。這結論也是定義性的柏拉圖情況。
在私有產權的結構內，政府的出現通常是為了處理共用的地方或事項。以陌生人分租房子為例，廁所、廚房、通道等的使用與清潔等問題，可能由委員與投票的方式處理。一個委員會是一個政府。今天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高樓大廈，每廈業主數以十計，像好些外地的處理方法一樣，每座大廈有委員會，委員會有主席，其責任是處理公共事項，例如保安措施、大廈外貌的維修保養等。這些公共事項的決策通常是以民主投票作取捨：大廈外牆翻新要用什麼顏色，不能各自為戰，同一顏色的選擇是不容易以市價成交的。
可以這樣說吧，在私有產權的結構下，政府的形成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民主投票也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問題是在多人的組合中，自私的行為對整體有利也有害。自私的行為是可以增加交易費用的，這點我們在卷二第八章分析過了。關於政府與民主投票的問題，本卷第六章會有較為詳盡的分析。
讓我們從房子與大廈的例子轉到一個社會的整體來看使用權吧。據我所知，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所有的資源都是私產。混合的產權制度自古皆然，雖然不同社會的私產比重差距往往很大。當然，不管產權的制度怎樣，只要我們能考慮到所有的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或政治費用的約束，在定義上（bydefinition）柏拉圖情況必然可達。然而，一般觀察所得，同樣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邊際用值，往往有很大的差距。這含意着交易費用（包括政治費用）高得驚人。
以今天發展得令人欣賞的中國為例，去年我作過大略的估計，工業用地的回報率比農業用地的回報率高出近十倍。以保護農業為理由不容易解釋，因為北京當局也高舉工業發展。以控制地價來增加政府收入作解釋比較可取，但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政府不採用其他增加收入的辦法，儘可能使土地的使用回報率較為相近。
以經濟自由而知名於世的香港，是一個示範上述困難的好例子！香港所有土地是官（政府）有的，私用地是由政府以賣地的方式租出去。租期夠長，可以延期，其使用權與私產無異。雖說香港地少人多，實際上香港歷來是空置的官地多於賣了（租了）出去的土地。空置官地的用值近於零。這反映着土地的用值在邊際上有很大的差距。為什麼香港政府不把所有的土地都賣出去？這樣做會大幅度地增加土地的總用值，而類同土地的邊際用值會變為大致相等。說政府要先發展土地才能出售，或要先移山填海，皆不成理由。土地的發展成本通常遠低於地價，而在美國，土地的發展一般是由私人從事的。香港不僅有很多用值近於零的空置土地，而在工業已北移的今天，一些地區的工業大廈，市值低於建築成本——這些地區的工業用地的市值是零。為什麼香港政府不把這些工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呢？
答案似乎是，香港政府歷來以賣地的收入作為一項比較重要的經費來源。若土地一下子大量供應，地價暴跌，價格彈性係數低於一，政府的賣地總收入會下降，而若把所有土地一起賣出去，將來就再沒有土地可賣了。這解釋似是而非。土地若一下子賣清光，地價大跌是對的，但總用值會大升，若政府增加地稅率，到某一地稅率，從土地所得的按期稅收會高於按期賣地所得。
另一個比較可信的解釋，是政府先把一部分的土地以高價賣給了地產商，若再大量出售，地產商會血本無歸，後者於是大搞政治活動，促使政府知所適從，保障地產商應得的利益——從歷史經驗看，在香港這保障使好些地產商大發其達。這解釋是可信的，但不可盡信。為什麼當初香港政府決定以小量逐步增加土地的供應呢？難道是個多世紀之前，香港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的議員，是為地產商工作的？又或者當年議員們大都是可觀的大地主？
政治的問題，我一想就頭痛。希望上述的例子能使讀者明白，我常說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最困難的地方，是考查局限條件——有關交易或制度費用的局限約束。
最後一點要說的，是使用權的界定不是法律寫成怎樣就怎樣。沒有明文的不成文法、風俗、倫理等，在不同的社會中有不同的約束權項與權限的效果。奇怪的是在以先進知名的美國，土地的使用權往往與明文土地法律界定的大為不同。土地法律指明某地可以怎樣使用，說得一清二楚，但業主決定依法使用時，其他市民可以依其他法律提出反對，搞得滿天星斗。是的，在美國，不同法律的互相矛盾司空見慣，是經濟學者的研究題材，而律師因為這些矛盾而增加就業的機會，或多賺錢，是不言而喻的了。難道互相矛盾的法律是律師們的傑作？（第四節未完待續）
（《經濟解釋》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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