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中國政府之所以將亞洲金融危機中提出來的積極擴大內需政策上升為戰略方針，今後相當一段時間主要依靠擴大內部需求來保持約百分之七的經濟增長，是因為九一一事件後國際政治態勢發生重大變化。
美國布殊政府以反恐為其全球戰略的頭號任務，乘機強化所謂「單邊主義」。他選擇三十年前尼克遜總統訪華紀念日訪問北京，但是緊接着在台灣事務上一再做出被北京視為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舉措。布殊政府在以巴衝突中偏袒以色列，不僅在阿拉伯世界激發普遍反對，而且其歐洲盟國都公然不滿。美國欲鞏固其獨霸天下的地位，鋒芒又主要對準中國，所以，中國政府在「入世」後必須進一步開放的條件下，在宏觀經濟政府政策中加重「自力更生」的成分。
將「自力更生」打上引號，一是中國政府沒有如是說，二是即使有這樣的況味，也完全不同於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所提倡的「自力更生」。三十多年前的中國推行計劃經濟，與外部經濟聯繫大體上限於商品貿易，而且跟美國幾乎不相往返。「自力更生」真正是幾乎完全靠中國內地本身的資源。
今天，中國已經推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自力」和「外力」已經不可分割，具體上，「自力」和「外力」常常相互混合。所以，積極擴大內需作為戰略方針，其精粹在盡量將中國經濟發展主導力量和主動權掌控在中國政府可直接調控或施影響的範圍。
但正因為中國已經不可能脫離全球經濟，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又脫離不了全球政治格局的演變。所以，中國最高當局最近採取一系列行動，來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一是領導人頻頻出訪，拓展多層次的廣泛的國際友好關係。李鵬訪日歸京日，恰是江澤民抵德時；發展與日本、德國這兩個經濟大國的友好關係，可以牽制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江澤民訪問歐非亞五國，選擇在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發表全面闡述中國關於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觀點，又包括利比亞、伊朗這兩個被布殊稱為「邪惡軸心」的國家。這顯然是對美國霸權的反抗。二是博鰲亞洲論壇高朋如雲，日本首相小泉又適時地發表中國經濟發展無威脅論，有助於中國加強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睦鄰關係。總之，觀察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不能忽略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外交政策。 （逢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