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在向立法會推介問責制的致辭中表示，問責制「根本上要解決的」，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台。但是，現行的公務員制度下的終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與這樣的社會訴求並不符合。」
回顧過去五年，正如筆者昨天所提到的，公務員真正要為錯失而負起責任的，可能只有短樁事件一件事而已。其他如「八萬五」、港台自主、干預民調、人大釋法、頒獎楊光等等市民批評最厲害的錯失，都與公務員體制無關。而公務員的終身制、常任制等，是否會妨礙對短樁事件的懲處，也未可肯定。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香港原有關於公務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予以保留。」
問責制對原有公務員制度的踐踏，就初步審視已有不少。
首先，誰是公務員之首已有根本改變。
過去政務司司長（即回歸前的布政司）係公務員之首，他帶領全體公務員，忠實地按法令執行特首（回歸前的港督）的政策。對「八萬五」、干預民調等執行不力，不是政務司司長的「錯」，而是她的「對」。過去任何一個港督，來港都能順利開展工作，依靠的就是公務員之首。實行問責制後，很明顯，公務員之首已不是政治中立的政務司司長（他到時也不會政治中立矣），而是行政長官。換一個特首，就會換一批同進退的問責高官，公務員也要換一個政治頭腦去工作，因為不再有只重行政、不涉政治的政治中立了。
其次，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納入問責高官之中，他在維護公務員的僱用、晉升、管理等方面，就再難維持中立性。公務員工會說：「問責官員要向特首負責，當公務員利益與政策有衝突時，局長為了自己的前途，一定不會理我們，到時說要減公務員薪金百分之十，也一定會執行。」換句話說，問責制令公務員失去了對制度的信任與向心力。
其三，公務員的晉升，受問責制所限，不但不可能晉升至問責官員，而且低一層的晉升也受影響。比如新聞處過去在特首辦及各政策局均派駐新聞主任，問責制後各問責官員可自行聘請新聞主任，令新聞處內晉升新聞主任職位的機會受到影響。
其四，由於問責高官再不是政治中立，他們對特首的一切言行，都必須「挺」之。「八萬五」要挺、「八萬五」不存在要挺、人大釋法要挺、干預民調要挺、頒獎楊光要挺……。而且，還要設立一個「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的職位，形同大內總管，也等同於中國專權政治的「毛辦」、「鄧辦」、「江辦」主任的職位，說是協調，實是一人之下，號令眾官；眾官也要通過他而上達天聽。
人治的氣味將壓垮固有的法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