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董建華在中共式選舉之中自動連任，隨即宣布改革港英遺下的公務員制度，實行「高官問責」。「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至此又一大變。
變的原因，試比較新舊制度就彰彰明甚。新制之下，高官平均年薪幾乎增加一倍，由二百二十萬元增至三百七十萬元，但任免權從此操在董建華手上，失去公務員制度保障。五斗米的俸祿，不能令陶淵明折腰；萬鍾的俸祿，孟子說自然有人不辨禮義而受之。這一點，董建華非常清楚。
英國治港，建立任免不能隨上意的公務員制度，目的是防止上司濫權下屬諂媚。我國古時君權極盛，制度難以確立，但還有這樣的故事：宋仁宗嬪御要求升遷，仁宗說：「無典故（沒有先例），朝廷不肯行。」有嬪御說：「聖人出口為勅，批出誰敢違？」仁宗笑了笑說：「汝不信，試降勅。」朝廷果然以沒有先例為言，拒不奉命（《宋人軼事彙編》卷一）。這就是制度。
董建華今天把嬪御任免權全收己有，說是進步，說可以提高效率等等，真是甚麼好話都給他說了。
從前，官吏黜陟多少會看民意。例如唐宣宗有一趟出遊，見父老幾十人聚集廟裏求神，上前問詢。眾父老說：「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現在快離職了），詣府乞留（我們打算去京兆府請求要他留任），故此祈佛，冀諧所願。」後來懷州刺史出缺，宣宗就命李君奭出任（《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現在，歷史民意調查之中聲望最高的政務司司長方安生遭董建華逼退，聲望最低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則深獲倚重。然則他委任的所謂問責高官要向誰負責，已有不成文規定。
至於董建華自己多麼勇於負責，路人皆知。他「每年興建八萬五個住宅單位」的諾言，可以無聲無息就「不存在了」；他干預民意調查的責任，可以先推在助手路祥安再推在港大校長鄭耀宗身上。當然，現在實行問責制，也許他會負責一點了，但不知非問責制官員是不是就毋須負責。
宋朝名臣吳育曾經跟奸相賈似道力爭，同僚都替他擔心，他說職責所在不敢不爭：「臣所爭者，職也。」（《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八）這才是中國人的問責制度，董建華哪裏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