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黃偉豪
行政長官董建華宣布要推行的部長制，將為香港的政治帶來「改朝換代」的後果。
政治上的權力轉移，未必是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反正權力根本不在他們的手上。他們所關心的，往往是新制度所帶來的成果和影響。而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在經過部長制的「改朝換代」後，所帶來的未必是一個繁榮和安定的盛世，而可能是一個更集權或更多政治衝突的政治體制。與此同時，香港的制度和價值，亦有可能慢慢地趨向「一國化」，喪失在一國兩制下，由「兩制」所帶來的獨特優勢。
雖然部長制常被政府包裝為「高官問責制」，但部長制的真正作用和目標，是分權，而非問責。所謂分權，是將政府的權力，特別是政策制訂權，由官僚系統分到特首和他的內閣手上。由於特首非由民選產生，部長制無從保障高官對市民的問責性。而把部長制「打扮」成高官問責制，只純屬政府向市民推銷部長制的手段。
在實施部長制後，在政治權力上，有兩個可能出現的情況；令人憂慮的是，兩個情況均會帶來不良的影響。第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特首成功透過部長制，爭取到制訂政策的主導權，亦即是所謂的「特首獨裁論」。
把權力透過部長制集中在特首的手上，是好事，還是壞事？往往就是看「獨裁者」本身的能力。以特首以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作風來看，市民實在難以寄以厚望。很多人形容部長制是「新瓶舊酒」，因為很多的政治問責部長，將由現有的局長出任。但在部長制下，真正的「舊酒」，是特首董建華本身。特首花了五年的時間，仍不能畫出有效的治港藍圖，即使有了部長制，也難令特首有脫胎換骨的改變。
長遠來說，把權力過分集中在特首手上，也不是好事。因為即使董建華是英明的領導者，仍難保將來的特首，也同樣英明。因此，改變香港權力結構的部長制，其制度性的禍害，莫過於把香港的盛衰，和統治者的能力喜好掛鈎，削弱香港制度性的優勢，增加人治的成分。
第二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另一個相反，就是部長制可以帶來更多的權力分割和鬥爭。這一情況，在一個缺乏強烈和鮮明理念，和足夠民意基礎的弱勢特首下，是更容易產生。因為要實現「特首獨裁制」，其實需要一個很強和很有權術的特首。在部長制下，特首必須有效駕馭自己的部長以及公務員隊伍。因為外來的部長是來自不同的利益界別，必會就自己所代表的政策範圍，極力爭取資源，部長和部長之間的矛盾必定增加。相反，以往用公務員出任局長，職位是經常互換，在「兵無常將，將無常師」的情況下，便沒有了政策局和政策局互相鬥爭的「山頭主義」的情況。而特首也仍需面對公務員的挑戰，因為政策始終有賴公務員執行，只不過矛盾的層面是降到局長和常任秘書之間上。
無論如何，部長制是特首的勝利，他所代表的「一國」的價值，會慢慢蓋過由英國人所留下來、正被部長制不斷侵蝕的公務員制度，及它所代表的「兩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