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問責制在一片質疑聲中塵埃落定，此舉意味着特首董建華終可自行組成親信班底，貫徹落實其治港理念，而董建華在部長問責制問題上的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亦讓香港社會各界印象深刻。
九七前夕，本港曾有輿論指出，董建華未必能夠成為香港的李光耀，但卻有可能成為香港的李登輝。這是因為董建華出身商界，從政經驗匱乏，而香港也缺乏培養類似李光耀這種具有國際戰略視野政治家的基本條件和氛圍，至於一位並不成功的商人，能否成為成功的政治家，在此之前且無先例，人們對董建華之前以及今後治港能力的持續質疑，並非毫無道理。
之所以認為董建華有可能成為「香港的李登輝」，並不是說董特首有意在政治上與北京分庭抗禮，或者企圖利用香港搞「港獨」等等，而是說董建華從政初期的政治遭遇及今時的意氣風發與李登輝當年有若干相似之處。
李登輝主政初期，不僅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也缺乏朝野政黨和文官體系的全力支持，社會輿論及反對派對李登輝的批評不絕於耳，但缺乏實力的李登輝政治「忍功」一流，尤其是逐步獲得權力根基之後，對政治異己的報復心態日益暴露無遺，而在任人用事方面，更是唯我獨尊，唯親是用，順昌逆亡，對政治異己和不同的批評聲音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偏狹陰暗心理和有仇必報的行為方式，至今仍有充分表現。
第二屆特首來得太容易，太容易獲得的權力，就不懂得珍惜。「憋」了五年的董建華，輔之於唯董是瞻的部長問責制，在香港政壇幾乎找不到挑戰者，他的身邊恐怕不會有愈來愈多的「健康的異議」，而最終將有可能出現一言堂式的噤若寒蟬，這和李登輝的第二個任期何其相似。而中產階級繼續成為董施政的犧牲試驗品，公務員體系對政府的效忠度和離心力日趨明顯，似乎也與台灣政黨輪替之後的狀況大同小異。在社會經濟利益分配上，會不會出現更多的偏愛和傾向性，會不會逐步展示出順昌逆亡的問政風格，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董建華儘管獲得北京的全力支持，但在本港缺乏足夠的民意認同，所組成的治港班底，更難有民意支持背書，充其量只是董事會治港，為董特首一人打工。董建華為人雖被視為是厚道，但生肖屬牛的他，性格行為擇善固執，經商或者施政均有典型的急於求成、好大喜功的表現，有人批評他是志大才疏，剛愎自用，或有些過火，但六十多歲的老人，思維模式和世界觀基本定型，心理和生理均進入衰老僵化時期，加上擁有至高無上、毫無制衡因素的權力，以及完全屬於自己「話事」指定的部長問責制，在這種萬人之上的位置，他怎麼可能永遠虛懷若谷，禮賢下士，傾聽民聲呢？
由是觀之，擔心他成為「港版李登輝」，並非無的放矢，回顧五年施政，亦非毫無迹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