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多時的「高官問責制」，終於到了拍板的階段，也會隨第二屆特首履任而出台。能否透過這一制度加強港府的問責性，重建特區政府的權威？這還需時間去證明。但在沒有充分民意基礎的特首選舉制度下，「立法機關有票無權，行政首長有權無票」的格局根本沒有改變過來。以政治任命具責任內閣性質的行政會議，從好的方面想是可以加強施政的效率與一致性；但壞的可能性是施政過程連過去的官僚程序監察也省卻，加上以民意輸入不足，出錯的機會也就更大。如果特首不改變施政作風，或以為在小圈子中高票當選便是強勢領導的保證，走向負面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如果可以藉高官問責制為港府的施政注入新思維，港人應是樂觀其成的。局長的對象也不應只局限於商界人士，但能夠在「估領袖」遊戲中上榜的，只有少數一兩人非來自商界，所謂注入新思維，可能仍是殖民地時代重商主義的老調，分別只是現在來得更直接而赤裸。
商界精英當然不盡等於社會精英，但他們能晉身精英階層，當然個個挑通眼眉，精於利害得失的計算。看通了中央非董莫屬的心意，他們有機會的話自然都會做個順水人情，造就高票當選。但要他們走上前台，與政府或特首同一條船，問題就可不同了。要在未來五年洗擦掉特區政府負上了的政治負資產，任務艱巨。而且，要這批被禮遇慣了的精英放下身段服務政府和市民，還要動輒被一批從來不被看在眼內的「民意代表」為難，所要付出的勇氣和承擔，可能已遠遠超出他們的界限。
因此，據說特首還不能成功游說心目中的人選加入政府，一點都不令人意外。雖然距離七月還有一段時間，人選也不需要在制度拍板的同時確定，但可以肯定，到頭來三司十一局的人選，絕大部分仍會是公務員，除了已入局的梁錦松和梁愛詩外，肯放棄本身事業而加入政府的，應該不會多過三人。
一旦果如所料，一度對問責制有盼望的難免失望。不過，這一情況其實是十分順理成章的。特區的政制設計，根本沒有吸引精英投身的誘因，除了少數覬覦特首位置的有心人外，精英階層根本不需要走上前台。代理着他們政治利益的人多的是，中央政府對他們也往往禮遇有加，要影響或「參與」港府的施政，根本就不需要這麼「重本」。
高官問責制可以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也大大加強了特首個人在施政過程中的主導角色，但行政、立法機構間的不協調不會因此而得到解決。社會與管治集團之間也沒有因此制而建立新的介面，有沒有商界精英的加入都不會觸動香港社會原來的深層權力格局。
香港的政治能否有突破，還是要從政制改革開始。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鍾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