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上，台北方面傳來消息，說《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已於上午十時病逝，享年九十三歲。筆者聽到這個消息，也感到一陣悲戚。
余先生在抗戰時曾從軍，並擔任過胡宗南的幕僚，他的事業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五○年於台灣創辦《徵信新聞》，其後改名為《中國時報》。
當時台灣處於戒嚴時期的報禁狀態，取得辦報權利當然與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與關係的運作有關。但在報禁之下被允許辦報，就等於獲得了一部印鈔機，只要順着當局的意思去為黨國宣傳，銷量與廣告來源自然不愁。但余先生懷着對國家社會的關懷與維護言論自由、推動民主政治的使命感，在夾縫中仍不時透出自由、民主的信息。
德國哲人哈伯瑪斯（J.Habermas）曾提出，西方近世紀的民主意識實奠基在一種公開討論政治的「公眾空間」，這公眾空間主要是指可以讓政府官員及普通市民大發議論的報章雜誌。西歐與美國的民主政治都是在這樣的基礎建立的。現代著名的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Giddens）也說，媒體永遠是推動民主的關鍵要素，這是民主可以散布如此快速的主因。他更認為，在民主社會，媒體言論自由是不可受到限制的。
偏偏中國、社會，不論海峽兩岸，都沒有言論自由的政治文化。因此，余紀忠先生辦報，既要釋放自由、民主的信息，就無疑在走鋼索，其中辛酸困擾之多，不容細說，單以一九八四年創辦《美洲中國時報》，就由於報道中國大陸選手在奧運為華人爭光，而遭控制新聞的軍情勢力，扼殺辦報經費所需的外滙，被迫停刊。余先生在國民黨中的影響力也大大下降。
台灣解嚴後，余先生經歷的是本土意識與統獨觀念的衝擊。由於《中國時報》既力主台灣民主，又力主以邦聯的和平統一方案來穩定兩岸關係，因此統派就稱《中時》是「台獨」，獨派就稱《中時》是統派。正如戒嚴時期《中時》既報道官方的訊息，又報道台灣民主運動和中國大陸的情勢，於是左派稱之為右，右派稱之為左。
這種要建立獨立輿論的「裏外不是人」的困境，筆者在香港從事媒體數十年，已深有體會。但至少香港還有英國法律的保護，雖受些委屈，還不會傷筋動骨。像余先生那樣，一生在專權政治與民粹民主之下宣揚自由、民主，真需要極大的智慧與毅力。
余先生為台灣的民主開闢了「公眾空間」，也為中國大陸的民主走向，樹立了榜樣。中國大陸要走向民主，大約也需要有這種在一黨專政的控制下為自由奮戰的新聞戰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