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區議員 王紹爾
在過去，香港官場，政府高層與公營機構高層是互為一體，沆瀣一氣。公營機構高層主管，大多數是從政府高官或從退休高官中選用或轉任，表面上向社會招聘，實際上是小圈子內定，許多公營機構職優薪厚的職位更是度身訂做，高官蟬過別枝之後，美其名薪酬福利花紅「向私人機構看齊」，實則大肆吞噬民脂民膏以自肥。例如以前高官許仕仁為首的積金局，去年投資嚴重虧蝕，仍要分取花紅，試問私人機構有無此怪現象？九鐵管理層的十名高層，年薪總共三千四百多萬元，比政府十位最高級官員的年薪二千五百萬元多出九百萬元。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一人的年薪是七百七十六萬至八百一十九萬元，而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的年薪只折合港幣一百多萬元。
所謂「向私人機構看齊」，成了官場自肥文化的「護身符」，只要社會大眾一批評公營機構上層乃至政府高官薪酬太高，他們往往祭出法寶說：「離市場標準還有距離呢！」似乎他們薪高未算高，要欲與私人市場試比高。
但是，香港政府高官薪酬福利，比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英德法諸國高出一至數倍，比新加坡高出四成，香港公營機構高層作為在職高官和退休高官的「俱樂部」，是典型的政府企業，也以「向私人市場看齊」為「標準」，高官一旦進入「俱樂部」之後，則薪酬倍增。令人關注的是，在這種官場的自肥文化之下，即將出籠的高官問責制，使香港官場的自肥文化有可能推向了質變階段。
過去，政府高官和公營機構高層之間，畢竟還有一道間隔，即高官的角色是公僕，而公營機構高層的角色據稱是按市場規律運作，但是，所謂高官問責制中的問責制司局長，卻有把公僕及市場角色混淆起來的趨勢。
現有官員若被委任為問責官員，無論是否到達退休年齡，均可獲得一筆七百至一千萬元的「黃金握手」（GoldenHandshake）退休費，然後再以合約制聘任而每年得到四至五百萬元薪酬。這個「黃金握手」最大的弊病，足使問責官員解除了「後顧之憂」，而有可能導致他們不問責的更加自肥行為。因為有官員必須到退休時才可領取退休金，而在退休前一旦有貪瀆失職行為，便會失去長俸和退休金。但問責官員提前進行「黃金握手」，即退休金已到手而有恃無恐，這樣，「問責」的初衷有可能變為「不問責」的效果。
高官問責制將使「退休高官俱樂部」飛速擴展。本來「退休高官俱樂部」就是度身訂做的把戲，問責制一旦實行，若有問責官員須替特首或政府高層負上政治責任而提前解約，就有一個「炒魷高官俱樂部」的肥缺在等待他，這種投桃報李的遊戲，將使高官問責制名存實亡，因為所謂「問責」的實施是得到更好的肥缺和補償。至於問責官員與特首五年後共同退下，到那時的「退休高官俱樂部」有可能已成為超豪華型，職更肥，薪更優，可達到「五年問責制，千萬入袋來」之後又再撈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