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坐而論道，就算曾經參與社運，亦只是做政策分析的一類支援工作，只為民主略盡心意而已。參與抗爭行動，而且比較大膽只有一次。在八九年五月頭，有位朋友給我電話，說正組織一隊人到廣州上訪，會到法院、人民政府、檢察院、勞教所等地方信訪（國內讓人民到政府部門直接投訴的單位）。隨行還有亞洲電視及《東方日報》的記者，還有，甘浩望神父。
我們要求的，是探望當時在囚的劉山青，他還有三年刑期。八九年的四月到六月間，國內的氣氛如何緊張，可想而知。他們希望筆者同行，只為筆者略懂中國法律，當時在創刊不久的《經濟日報》寫一個中國法律的專欄。
膽小文人如筆者，想也沒想就答應，就因為想一會名聞多時的甘浩望。不單是艇戶事件，他為劉山青每年絕食抗議，每年增加一天，那年他絕食了八天，而沒有甚麼媒介報道……
甘仔外表平凡不過，他與中國官員對答如流的普通話令我汗顏，如是者共事了三天。之後他的新聞不多，亦沒有再見過面。九七前他到了中國偏遠地方教學，那裏的人比香港人更加需要他，他對中國人的感情，可能比香港人對祖國同胞更深……
非常神奇，對天主教視為洪水猛獸的中共容許他在中國自由活動，對他搞搞震的行為不存介懷，可見中共的官僚較葉劉局長更有人性。為何心在中國的甘浩望會再現香江？是神的主意吧，雖然筆者是無神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