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孔雪怡
現代以色列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TheodoreHerzl）在一八九六年發表《猶太國》（《Judenstaat》）之時，可能想不到猶太人的理想國度，竟會成為中東的火藥庫。真正的自由解放，仍然遙遠。
猶太人的國家自從在公元前七二二年及五六年先後亡於亞述及巴比倫之後，他們的歷史便交織着「流放」（Diaspora）及「贖回」（Redemption）兩個概念，依照上帝向亞伯拉罕應許迦南地（現巴勒斯坦地）至大衞最終成立以色列國的歷史，猶太教先知及拉比教道，如果猶太人都敬拜耶和華，他們終可回歸錫安，享受上帝的祝福。流放歷劫，然後回歸，被視為宿命。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的以色列獨立宣言中，建國元老就呼籲在外「流放」的同胞回國，共同實現「贖回」以色列地的美夢。
以色列成功復國是受助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因緣際會，加上錫安主義者的政治技巧。不過，他們選擇了用政策及語言強化猶太人「流放?贖回」的命運來鼓動民情，卻造成今日總理沙龍可以集合國內的政治力量，採取與巴勒斯坦人過不去的強硬政策。
在現代錫安運動的早期，回歸故土，重過聖經形容的敬虔生活，並不是最基本訴求。赫茨沒有堅持巴勒斯坦是猶太人的唯一依歸，赫茨甚至拒絕以猶太教神學，支持建國理論。東歐的錫安主義者LeoPinsker比赫茨更早提出建國，而東歐在俄國控制之下，猶太人實在難以喘息，Pinsker出版書籍並且建立「錫安之愛」組織，商討猶太人的出路，社會主義對他們影響尤深。赫茨的死中止了在烏干達復國的計劃，也讓錫安主義回歸傳統為依據的論述（錫安主運動歷史見表）。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曼，在《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中提到，以色列政府刻意加深國人對納粹黨屠殺的可怕記憶、六日戰爭以色列被中東諸國圍攻的恐懼。他寫道：「以色列的領導人並沒有消除以色列人心靈上的『大屠殺恐懼症』，反而鼓動這種情緒，他們把巴勒斯坦人變成納粹分子，而以色列成為今日華沙猶太人區。」猶太人的流放記憶日日被宣傳，弗里曼認為，政策令新一代猶太人都背負這種歷史包袱，在恐懼再被屠殺或趕離家園的氣氛下，容忍政府種種政策。
事實上，在以色列總理沙龍的鷹派策略影響下，巴勒斯坦人自殺襲擊不斷，令以色列國內處處都有遭受襲擊的危險，以色列的「大屠殺恐懼症」再次復發，無視今日最受死亡威脅、被困於難民營的，正是他們的敵方。例如，《耶路撒冷郵報》四月五日報道，七成二以色列人贊成在境內與巴人開戰。
在強化流放的苦難記憶的同時，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土地、耶路撒冷的合法繼承權問題，也是錫安主義歷史重構的重要一環。任何一件足以證明以色列曾在數千年前聚居此地的物件，都被珍而重之，展覽出來，以證明今日的以色列人，是來贖回祖先的財產。以色列的軍事和經濟上的強盛，甚至被猶太教及部分基督教人士視為上帝祝福的憑證。
具有主觀目標的歷史論述，不是沒有說服力，但是巴勒斯坦人也能提出他們在同一個地點建國的合法性；單看現代人用「巴勒斯坦」來形容古老「以色列地」（Eretz-Israel）可見一斑。時至今日，以色列國的生存權毋庸置疑，但是巴勒斯坦建國運動一樣振振有詞，反錫安主義的聲勢日益壯大。畢竟，聯合國一九四七年的決議案，是成立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兩個國家，不是以色列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