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已經持續十多天的大慶遼陽萬名工人抗議示威事件，都具有觀察中國社會穩定狀況與新動向的指標意義。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說，此次新一波工人抗議風潮具備規模大，持續時間長，頻繁密集度高，跨區域性呼應，組織性強，訴求政治化等與以往社會抗議事件不同的新特點，標誌着大陸社會風潮從各地零星的，小規模的事件正在向有組織，有規模，更具對抗性與政治性的方向發展。相較於農村一些地區存在的不穩定狀況，工人風潮因為發生在城市，參與者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對社會的衝擊力度必然更大。
從國家面對挑戰的角度說，中國的危機之一，就是缺乏政治結構活力的當局在危機處理能力上存在很大問題。此次大慶遼陽工潮，當局處理手法仍是延續恫嚇彈壓，與收買分化的軟硬兼施手法，既未真正着力於從根本上解決衝突源，也未建立制度化的機制協調危機處理，基本上還是受制於局勢發展的被動模式，這一模式與八九年時處理學生運動相比，沒有任何改進，仍是沿襲老套路。用這一模式處理日後更為複雜，更為大規模的群眾事件，顯然只能激化矛盾，使事態惡化。
大部分中國問題分析家都認為，由於中國不存在一個獨立於國家的公民社會，也缺乏一個理性，成熟且強大的反對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可能性不大。而唯一的希望是中共上層權力裂變，為政治改革提供契機。但這次大慶遼陽工潮表明：第一，不應低估中國民間的自組織能力，他們可以很快學會形成強大的反對力量，打破政權主導社會的局面；第二，基層局勢的惡化，將打破循序漸進推進轉軌的期待，而當局的過度反應更會摧毀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基礎。因此，在大陸形成一個理性的反對派陣營的迫切性將顯得愈來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