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時，通常指兩種文化，一種是尚未被現實政治所利用的非政治的思想文化，其中尤以先秦諸子的思想最具代表，另一種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政治文化。前一種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後一種文化，則只有糟粕，絕無現代社會應該吸取的養分。
對傳統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的人，包括魯迅、柏楊，也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大陸興起的文化反思派，他們批判的重點其實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香港及海外，自五十年代以來，也有推崇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認為應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因而產生新儒家學說。但這一派也從來沒有頌揚中國的政治文化。以徐復觀為代表之一的新儒家，曾在晚年與筆者的訪談中，力斥中國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血緣政治與權力崇拜。而要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也要首先否定權力崇拜的政治文化。
然而，中國政治文化，在大陸與台灣，已滲入到社會結構之中。尤其是中國大陸，自中共建國以來，實行的只有自上而下等級授權的制度，加上權力成為整個社會任何層面的主導，金錢的作用在相當長時間被權力所取代，有權在手就可以為所欲為。在這種情形下，社會就形成了奴才政治與畸形道德，不問是非而只講權勢，行為規範也不是按法律、制度、按權利與義務的規則行事。人治，就是中國政治文化揮之不去的最大特色。
西方社會，也講血緣，也有權力崇拜。但兩三百年來已形成了穩定的法律制度的基礎，政治文化中起主導的是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而不是人際關係與權力的因素。
香港文化，在過去幾十年的最大特色，就是在英國人提供的法治保護傘與西方政治文化的基礎上，發揮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優秀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見大人則渺之，無視其巍巍然」的藐視權勢的獨立人格，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批判精神。香港文化過去幾十年對海峽兩岸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說對長期缺乏言論自由的海峽兩岸的改革，起了振聾發瞶的作用。
香港文化過去的特色，正是在西方政治文化提供的基礎上對中國優秀文化的發揚。文化委員會說，「我們的長遠目標，是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國的優秀文化……。」那是要把原有的基礎拋掉，換上「醬缸文化」的基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