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留權的鬥爭，不是人情與法理之間的鬥爭，而是政府權威與人權法治之間的鬥爭。
論法理，在入境條例之下，入境處長有足夠的酌情權，讓絕大部分爭取居留權的港人子女留下來。以人道立場來說，傳媒陸續報道的個案，任何一宗都足使有起碼同情心的人，認為有足夠人道立場加以寬待；從特殊情況考慮，絕大部分的爭取居留權人士都屬情況特殊，因為他們是由於特區政府違反承諾，尋求人大釋法，而喪失了已經終院宣布他們擁有的居留權。政府更改政策，正常做法，都會為受影響人士作出適當合理安排，但這次，在這麼重大的權利上，特區政府卻沒有做應做的安排。這個特殊情況，絕對能構成充分理由，讓入境處長對有關人士，作特殊處理。
即使處長不能給予他們永久居民身分，至少也要設法與內地合作安排，讓他們有保障地留在香港批出單程證。有足夠權力及法理根據，寬待這些歷盡艱辛，尋求與家人團聚的港人子女，但處長仍選擇用最苛刻的態度，堅持強行遣返，顯見不是愛莫能助，而是不願考慮，恐怕態度軟化，會令政府有權威受挫之虞。在伸張官威與尊重人權之間，特區政府選擇了以前者為重。
這就造成了一場浩劫，被拆散的家庭，及整個香港社會，都會長遠受害。釋法動搖了法治根基，製造一百六十七萬蝗蟲式移民潮的恐慌分化了香港社會；特區政府的懦夫行為，更賠上了香港的國際聲譽。
冷酷心腸及歧視態度，重金錢利益而缺乏人道精神，就此成為洗不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