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教資會的高等教育報告書，是一部商業氣味極重的報告書，當中直接或間接地將大學的營運與商業企業的運作相提並論。當然，領導是次檢討的宋達能為英國（實為北面的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校長，對國際教育界的生態與競爭情況，其識見較任何一位本地校長為高。他作為客觀的分析者，見解精深獨到，見到本土人士所未察見的地方，報告極有參考價值，是不必懷疑的。
但亦止於參考價值。他的優點亦是他的缺點，因為他不是中國人，報告書中可說全無半點中國人的儒家教育理念在內，有的，只是制度上、效率上的種種改革。依他的一套，香港的大學會變成有效率及有競爭力、有生產力，但亦會失去中國人辦中國人大學的特色。我們當然讚賞科技大學的高速發展成就，但我們亦不難發現科大的學生最少參與學運及社會運動。殖民地時代的大學還可以容許國粹派、民族主義者的學生領袖出現，還可以生產出一批批有香港特色的領袖，將來大概難矣，是禍是福，筆者一時亦無從說起，有識之士多討論便是。
筆者本文只討論第三章的院校管治問題，因為筆者對各大學的黑箱作業、黑社會文化治校的作風，深惡痛絕。在公平的制度下，大家競爭教學與研究的職位，就算撥款不足，大家減薪求存，努力適應，一樣樂在其中，畢竟教育與研究有着別的行業所沒有、金錢不能代替的樂趣，視乎你能否領略而已。
第三章一開始就說機構管治可以透過不同形式體現，例如古羅馬暴君的專制暴政，這形容令筆者為之一震，宋達能作為第三者亦覺察到香港大學之內那些學閥橫行，小人弄權的現象。城市大學法學院最近的風波就是最好的例子。現時大學的單位領導，十分集權，就算表面上有公平的投票制度、委員會制度，由於員工只是合約制，還是領導說了算數。制度，只是流於形式。背後的醜態，更駭人聽聞；筆者就接觸過一些事件，見過一些領導人濫用職權，協助一些國內的研究生拿公帑獎學金到港求學，方便自己搞松霞式的忘年之戀。可恨的是這類學術敗類，受到現時大學封閉單一管理之助，還在欺世盜名，經常見報。
報告書中這一章其實比甚麼都重要，香港人付出高昂的代價給予這些大學，卻教出二三流的大學生，就是因為很多學術敗類在制度中弄權謀私，影響了其他有心教研者的士氣。報告中提議交申訴專員處理，在香港的現況下這是不足夠的，必須要有具強大背景及崇高社會地位的人主理其事。
世界很多大學都有優秀的管治模式可供參考，但來到香港，有香港情況的具體問題，要具體處理，政府更應作專題研究。這一方面改善了，其他方面筆者原則上支持，例如擴大副學士學位到百分之六十，筆者去年大力贊成，今天自然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