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石堤、淺灘、落日，潮正退，海水貼在黃泥上……無邊的平曠豐潤，千千萬萬泥色的花魚從膏腴的泥土裏鑽出來又鑽進去，在土穴裏排卵、受精、成形生長，又和泥土羼在一起，靜靜增加土壤的厚度……」二十四歲那年，我在台灣《聯合文學》發表了第一篇叫《花魚》的小說；寫的，是澳門路環島的「泥土」；這片「泥土」是我的「老本」，讓我可以「吃」到今天，而不必依靠政府的資助。
「土壤」或者「環境」，絕對影響文學藝術家的氣質和品味；而氣質和品味，會形成作品的格調。學語言，要事半功倍，最好從小就學，還得有個「環境」；學藝術，何嘗不然？
長遠來說，政府要扶植藝術，就得營造這個「環境」；藝術和自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分割不得；一邊摧毀自然景觀，破壞生態環境，一邊卻要重鋪適宜藝術滋長的土壤，是荒謬的；但這種荒謬，是現實，只好面對現實，知其不可而為，以期百年後，下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不那麼淺陋和惡俗。
事實上，我們漸漸看得見那些知其不可而為的有心人；如今，就希望習慣分肥的「藝術家」行行好，按捺貪婪和私欲，讓政府把資源用在教育上，在學校裏，在課堂外，擱一點栽培文化藝術的泥土；雖然「泥土」不可能「平曠豐潤」；但起碼，多了厚了，即使缺乏天然營養，是化學泥，也總比不播種施肥強多了。
教育，是長期的；今天的文學藝術家，有一些，不諳巿場運作規律，剛愎自用，可能等不到「優質讀者」成熟那一天就餓得反肚，或者憤而上吊；政府也不能今年花錢，等看百年後的成效；短期的扶持藝術措施，也是該有的；明天說。《藝術與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