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耶魯大學演講，幾乎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動，去年趁立法會外訪時順道去，今年又乘到紐約開會之便作崔護重來。
每到耶魯，都不放過機會與香港留學生，及來自中國內地的學者交流，每次都看到進步的痕迹，令人興奮而鼓舞。觀感上是從內地來的法律工作者愈來愈年輕活躍了，早幾年所見的多是老成持重，或者是年少老成吧，今次認識的人之中卻有年輕的法官和法工會的主任，我對他們的立法工作很感興趣，他們也就不厭其詳地給我解釋，一下子就互相比較起來。內地和香港立法的過程同樣細緻，一個最大的分別是在內地，幕後工作遠比台前比重大，香港特區則重視透明度，討論絕大部分公開。
有一位年輕法官專注研究行政法，其中一項是「國家賠償法」，就是說，政府人員執行職務，因錯誤而引致公眾人士受到損失，由國家賠償損失。舉例說，公安人員正當執行職務而拘捕或起訴某人，後來法院裁定這個人清白無辜，這人期間因遭拘捕、起訴而蒙受損失，就由國家賠償。
香港法律沒有這種方式的賠償，假如公職人員是執行職務，既無疏忽，亦無私心惡意，蒙受損失的市民要索取賠償的範圍是極其有限的。碰巧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國家賠償法之下的基金設立了兩年，一次也沒有動用過，因為部門寧願自掏腰包，不願留下不良紀錄！這點也是在香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