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何國良
三月六日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宣讀的預算案，若視之以政治手段來評價，可以說是一份「聰明」的政策文件，因為
（一）符合普遍從媒體反映出要求公務員減薪的所謂「民意」；
（二）以各種寬減來製造紓解民困的形象；及（
三）未以增加稅項來減低財政赤字。這些政策的確減低市民對早前一些估計所帶來的擔憂，至少沒有大幅加稅。然而，這份財政預算案仍有不少問題。
梁司長明白到，全球化經濟要求政府的主動介入，放棄長久以來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無可避免的工作，可惜在他的演詞中，只看到不少的概念，而缺乏在財政上的配合，真正為改善營商環境的，是寬減水費、差餉、排污費、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及免收商業登記費用。這政策使特區政府少收六十多億元。這方面的支出，正好由扣減公務員薪酬慳回來。
明顯地，這是一種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處理。問題是，現今資源的再分配，是否該由公務員轉向中產階層及企業。
豁免牌照費及寬減十三億元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確為一些飲食行業帶來了好處；而寬減差餉又減輕了中產業主的負擔，但社會上還有失業人士，特別是中年的失業者，在今次的財政安排上，完全沒有照顧到他們。
此外，這種資源分配的安排，絕不容易帶來政治穩定的效果。中產階層業主及企業商人在寬減各項費用中得到利益，但這類利益卻是短暫的措施；相反，特區政府向公務員開刀，調低公務員收入，影響的時間必然較為長久。
公務員團體已經表示不滿，若果這份不滿未有適當的疏解，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中產人士，特別是一群「負資產」家庭，只能夠得到短暫的紓緩，不滿仍然存在。簡言之，經濟下滑引起的怨言，不但沒有因預算案的建議而減退，反而引起公務員的負面反應，對失業人士的忽略，亦使基層市民不滿。
最大的受惠群是工商企業。不過，大企業的得益又比小企業高，可見政府仍然是多為大財團設想，特區政府的保衞財團形象未能改變。
特區政府未有利用財政安排來重新調配資源減退民怨，情況需要正視。香港的政治制度，只有少量的民主成分，立法會的論爭，對政策影響輕微，再加上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基層市民根本沒有適當政治渠道找尋疏導不滿的途徑。
而市民的不滿可能會轉化成一些對社會而言並無積極意義的社會衝突，例如將怨恨不滿歸咎於一些弱勢社群，說將香港經濟拖垮的群體是綜援家庭、新移民等，在社會上帶來極化矛盾。
而且，由於政治渠道欠奉，怨恨會轉化成個人層面的消極反抗，例如鬧工作情緒，失去工作樂趣，甚至乎影響了個人健康。除非在政治體制上可以將不滿轉化成帶來正面意義的衝突，例如透過衝突而使雙方得到溝通或創新的解決方法，否則，社會代價會極大。
最令人擔心的情況是，這類由社會不滿轉化成的個人消極態度及健康狀況，實在難以量度及證明出因果關係，即使問題出現亦未可馬上發覺，而問題卻帶來極大的社會成本，特區政府在處理資源分配時，必須要考慮這方面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