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行為是按自己個人的利益與成本作決策的，外人或社會受到的影響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來。這個人的行為可能對社會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報；他的行為可能對社會有損，但也不一定要負責任。
胡亂引經據典的行為可不是庇古獨有的。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漁業時，就發覺有類同的習慣。一位作者舉一個假設的例子，第二個作者引而據之，經過了三幾個，就變成了實例，一般學者深信不疑。
制度的選擇
第一章：高斯定律
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定相同。這分離是大話題，有百多年的爭議，曾經波濤起伏，一九六○年高斯發表了他的鴻文後開始平靜下來，但今天還是餘波未了。
簡單地說，一個人的行為是按自己個人的利益與成本作決策的，外人或社會受到的影響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來。這個人的行為可能對社會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報；他的行為可能對社會有損，但也不一定要負責任。
舉個例。我到某機構講話，有酬金，收到的酬金私利是機構願意付的，在邊際上我的利益與機構的利益沒有分離。但如果我講話時有記者在場，內容發表於報章上，社會可能得益，但我不獲回報。沒有回報，從社會的角度看，在邊際上我講話的供應是太少了，傳統認為是無效率，違反了柏拉圖情況。這是指在邊際上，社會產值（socialproduct）與私人產值（privateproduct，我的私人回報）有分離，前者高於後者，政府是應該補貼我多講的。這是傳統之見。
反過來看問題也類同。如果我的講話在報章發表後對社會有害，但我卻不需要賠償給社會大眾，那麼在邊際上，我的私人成本（privatecost，這裏指準備與講話時間）是會低於社會成本的──我的私人時間成本加社會受損的成本。從社會的角度看邊際，因為我不需要賠償給受損的，我是講得太多了，於是無效率，違反了柏拉圖情況。政府應該強逼我賠償給社會，或要抽我講話稅。這也是傳統之見。
傳統之見，是如果在邊際上社會的產值高於私人的產值，或社會的成本高於私人的成本，市場是失敗了。在這些情況下，政府應該干預，以補貼或抽稅的方法（或其他方法）來修改上述的產值分離（divergencebetweenprivateandsocialproducts）或成本分離（divergencebetweenprivateandsocialcosts）。
最早提出近於上述的分離概念的，應該是英國的卓域克（E.Chadwick）。此君於一八二九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警察或公安的文章，指出盜竊或搶劫的行為對社會有害，犯罪的不需要賠償給受害者，對社會無效率，所以政府要設立公安或警察管治。卓域克是米爾（J.S.Mill）的朋友。後者的智商之高，據說是人類紀錄，而又是經濟學大師。他於一八三四年提出了貧民法律，指出貧困的人對社會有損害，應該予以協助。更重要的是米爾於一八四八年提出燈塔的例子，其後於一八八三年瑟域克（H.Sidgwick）再把燈塔大事宣揚。
燈塔的例子有幾方面的問題，但這裡有關的是燈塔建成後，利用燈塔的指引而在黑夜中避開礁石的船隻，逃之夭夭，不付費用。這樣，燈塔就沒有私人建造了。這是說，燈塔的社會收益遠高於私人的收益，二者有分離，政府是要資助建造燈塔的。後來高斯考查英國的燈塔史實，一九七四年發表文章，說有幾個私營燈塔的人發了達。但他的論據不足，因為那些燈塔收費是由政府支持的船務公會代收的，而燈塔發達的原因，是私營業主把燈塔賣給政府。政府通過法例要收購所有燈塔，若不是有管制，私人不搶着多建才怪。
推廣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C.Pigou,1873-1959）。這位在劍橋承繼馬歇爾的講座教授者，寫了兩本關於福利經濟的書，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TheEconomicsof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
庇古的長處，是採用例子很富想像力。但他的分析能力並不超凡，喜歡把一般是同類的例子分類，使論點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對事實的考證馬虎之極。偉大如劍橋的經濟學傳統，在事實考證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馬歇爾馬虎，庇古更馬虎，而與庇古同期的凱恩斯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有過人之處。
庇古最有名的關於社會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廠污染鄰居。他在書中只用了一句話提到這例子，但因為淺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廠為了生產而污染了鄰居，但工廠不用向鄰居賠償。工廠於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廠本身需要支付的生產費用。但因為生產而對鄰居的污染，其損失是社會成本的一部分。社會成本是工廠生產的私人成本加鄰居的污染損失。在不用賠償給鄰居的情況下，社會成本就高於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論，工廠若不賠償給鄰居，政府就要干預，以抽稅的辦法使工廠減低產量，或迫使工廠搬遷。
驟眼看來，這樣的分析若加上數字示範，看到社會的邊際成本高於邊際產值，政府的稅率應該是多少非常明確，所以分析有說服力。一個大學生，上過一課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認為自己懂得怎樣改進社會了。後來凱恩斯學派對國民收入增減的數字分析，也同樣地可以使學生在一課之內覺得自己學會了濟世之法。經濟學被認為可以改進社會，這些「秘方」就是原因。
庇古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車從中穿過，其火花損害了穀稻，也不用負責。這例子有個真實的笑話。一九六九年，史德拉與艾智仁旅遊日本，坐火車穿過田地。他們問火車上的管理員：近於車軌的農地是否因火車的損害而地價下降？管理員的回應，是近車軌的地價較高，因為火車的聲浪把吃稻的飛鳥嚇跑了！
在庇古的巨著中，長篇而大論的例子是農業。這是中國的不幸。庇古分析地主與僱農的合作關係，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對社會總有不良影響。例如，因為租約短暫，農民租用農地不會在地上多作投資，而地主也沒有意圖多投資於土地，因為農民不會珍惜地主的錢。工具、房產等的投資也如是。總之，地主不自耕對社會一無是處，為禍不淺也。庇古舉出愛爾蘭的例子，說凡是租用農地的生產都不成話，引經據典，說得有聲有色。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在那裡的圖書館內作了詳盡的追查，找到庇古在註腳引經據典的書籍，這些書籍的註腳提到的書籍，一路追查下去，結果是找不到任何證據說農業租耕地的產量比自耕地的為少。那是說，庇古是胡亂地引經據典，可能希望讀者不會像我那樣，花一個星期時間去追查他的註腳經典，及經典的註腳經典，查到不能再查為止。
胡亂引經據典的行為可不是庇古獨有的。理論上的引經，引者不敢亂來，因為引錯了被引的人會反駁。但事實的引經是另一回事，胡亂引的在經濟學很常見。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漁業時，就發覺有類同的習慣。一位作者舉一個假設的例子，第二個作者引而據之，經過了三幾個，就變成了實例，一般學者深信不疑。我對文章的實例抱懷疑態度，上述的經驗是原因。有些作者我是不懷疑的，但那是名牌效應了。
我說庇古的農業分析是中國的不幸，因為這分析當時影響了另一個名家──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歷史的唐尼（R.H.Tawney,1880-1962）。此公對農業一無所知，經濟也是門外漢。作為聯合國前身的一個教育顧問，一九三○與三一年間他兩次到中國，勾留了幾個月，憑自己的想像力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國的土地與勞力》（LandandLabourinChina）。這本書十分有名，翻譯後在中國洛陽紙貴。
唐尼是社會學家，其思想相當左。他的中國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經濟分析，引用的事實比庇古還要馬虎，論調是針對中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後來中國的共產革命，唐尼的書受到大事宣揚。
我從來不知剝削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間美國的卜凱（J.L.Buck）教授在南京大學（又稱金陵大學）興師動眾，作了歷史上最詳盡的農業調查。這調查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中國的農業租耕地的生產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實上，租耕地的產量大約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後來卜凱教授的幾個中國助手也為中國的農業著書立說，其結論也相同。這些結論與同期的唐尼觀點是迥然不同的。
卜凱的中國農業研究的詳盡調查資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冊。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購得了一冊，可能是孤本了。幾年前一群來自南京大學的學生到港大造訪，我把該巨冊送給他們，在冊上陳述往事，請他們送到南京大學的圖書館去。不久前聽到該大學將有卜凱紀念館，而我送出的巨冊會被陳列云云。
關於中國農業的事實經驗，跟庇古與唐尼所說的大不相同，我會在本章的附錄澄清。
（《經濟解釋》之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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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今天出版，字數比卷一多百分之五十強，其中關於租值與上頭成本的概念有補充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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