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大學商業學系副教授 劉佩瓊
禽流感問題再三在香港發生，令人不安，在春節前大家都擔心無雞過節，亦有人擔心病毒變種、影響市民健康，更大的壓力來自大量殺雞造成政府極大的財政支出。有關部門再不敢以勇於殺雞沾沾自喜。
可是，解決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入手。各人只從自己專業的角度看問題及提出建議，難免顧此失彼，導致決策失誤。例如，一九九七年底第一次出現禽流感傳染人類的個案，前漁農處一直強調批發市場的清潔，於是耗費大量金錢購置設備清潔長沙灣批發市場；又把疫症歸咎於鴨鵝，將鴨鵝集中屠宰，致使活鴨鵝市場名存實亡。
去年六月第二次則把注意力放在內地輸港雞隻檢疫方面，亦有人建議中央屠宰雞隻，只是各種反對壓力之下沒有具體進展。然而香港數以億元的公帑已付諸流水。現在禽流感又來了！政府部門以迅速的行動殺雞賠償，市民才驚覺小小的吃雞問題代價不小，必須認真考慮長遠之計。社會上意見紛陳，有人建議香港雞農設立集體賠償基金，有人建議集中地區屠宰，為雞隻注射疫苗等。
可行的方案要同時符合多方面的目標、要求和條件，如果我們只取決於一個專業或一個利益團體的意見，往往忽略其專業以外的考慮，結果都會遇到很多反對的聲音、抗拒執行，或者實行後產生意想不到的、不可逆轉的後果，引發更多的麻煩！
在涉及雞隻的問題上，我們看到很多不同專業及利益的考慮。首先是業界的利益提出香港的農業政策問題；其次是香港人副食品供應體制的問題，其中要同時關注批發商、零售攤檔及其僱員的利益，當然，從人數而言，並不算一個大的行業。更重要的是雞隻與其他鮮活副食品一樣，大量來自內地，本港的供應只是一種補充。在回歸前的政府仍有自給比例的防衞考慮，隨着回歸及中國「入世」，該論調不彈久矣。香港從事農業者更日漸減少，有些人已經退休，土地權已經轉讓、也沒有新開發的農業用地。而農業廢料及污水的問題嚴重，政府對於養殖業限制日多。因為香港的雞場規模較小，處理污染問題缺乏規模經濟效果，本港養殖業成本便相對大增。
九十年代以前，內地供應在計劃經濟下集中代理出口，本港漁農處管得不多。隨着內地的改革開放，政府逐步放寬出口限制，衝擊了原來的平衡，於是出現毒菜、走私等等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更大的得益是享受價廉物美的副食品供應。也因此使原來漁農自然護理處的工作重點已經由發展漁農業轉到食品衞生及檢疫。
各種解決禽流感問題的方案均涉及成本問題（見附表）。建議的可行性要看其是否有效防止禽流感經常地爆發、要盡量減低其處理的社會成本、要能夠恰當地分攤成本負擔、能發揮香港及內地的競爭優勢。在保障鮮活副食品的供應為大前提下，維持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容許本港的雞農以現代化經營仍然有生存空間，香港人能夠繼續選擇買活雞。而可行的方法只有推廣發牌及監管、養宰銷一條龍的制度，對於養雞場、屠宰場、包裝、運輸、冷藏都嚴格監管，並且與內地或外地供應合作，保證香港進口與本地供應都能符合衞生水平。另一方面，香港的街市應該現代化，最低限度維持清潔乾爽、屠宰場收費、並保持清潔，要求鮮活食物保溫及包裝現代化。
只有改善本港養殖業的衞生水平，香港的養殖業才能維持生機。只有街市改善環境衞生，才不會被超級市場淘汰！
在過去，這些問題從來不受政府重視，因為漁農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禽流感現在已引起市民及專家，包括科學家、醫生、養雞及商販業界、政界代表、宗教文化人士等，對漁農業的廣泛關注。現在，我們不能單靠技術官僚以檢驗、防疫的角度處理了事，而是要從食品供應制度、市場結構、包括中國「入世」後減少政府干預，所帶來的衝擊，重新制訂香港鮮活副食品供應政策。這是一個經濟及市場策略範疇的問題，由於過去政府未認識香港漁農自然護理處面對問題性質隨外圍環境的轉變，只由一些技術官僚就防止病毒散播採取被動措施，走入了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