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策透視主席 邵家臻
私隱來，私隱去。「私隱」像是匆匆的走過喧鬧的香港廢墟，在「銀行發卡」和「保護兒童」兩件事上兜了個圈，隨着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以後，走得沒有留下半點痕迹。
「私隱」的廣泛關注來自去年年底一家報章的一則獨家新聞報道。報道說，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容許父母代表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查閱其個人資料。即使兒童向社工或教師吐心事時，表明不可將私密透露予包括父母的第三者，父母仍可索取有關資料，而社工或教師必須依從兒童父母的要求。
而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吳漢華接受訪問時，更表示條例在九六年實施以來，當局收到不少社工反映，認為條例會違反社工與小孩間的承諾，影響雙方的信任關係，直接妨礙社工工作。遂建議修例規定，在三個情況下，父母無權查閱其未成年子女的個人資料：（一）兒童傾吐心事時表明不可向第三者透露的秘密；（二）涉及虐兒個案兒童的個人資料；（三）提出查閱者是離婚個案中喪失撫養權的一方。
消息一出，氣溫極速上升，接踵而來的報道和評論旋即圍繞着「家長─子女─社工」三者氹氹轉，非常緊張會否「一刀切地禁止全香港的父母要徵求未成年子女的同意，才能向無血緣的第三者的社工索取子女的私隱」。跟着是晦氣地說了一大堆情緒化的結論：「如果有條例，大人就不會惡晒」、「現在社工有權知，我都無權知，那社工去教他好了，我不懂得教呢！」、「社工不應拿這句話作擋箭牌，拒絕和家長溝通。」顯然輿論反應只着眼於實務層面的執行技術上的問題，愈在技術上鑽下去，愈偏離了對私隱的思考。
何謂私隱？如何保障青年人的私隱？今天已不局限於學術探討和法例爭辯的問題，而是公眾所關注的事項。私隱來，私隱去，但私隱一詞的含義，、涵括範圍卻不甚清晰，以致容易被利用為按不同場合、因不同理由，視乎不同需要而被隨意拿揑。回顧條例爭議至今，私隱只被簡化成資訊保密的問題，而無視這關乎人際關係──關鍵是我們不知道哪些人已掌握了我們的甚麼資料。
中大社會學系陳膺強教授所發表的論文《私隱在香港：概念與實徵剖析》正好補充了現時討論的遺白。陳教授提出六個私隱要素，這包括：（一）清靜地獨處；（二）遠離所有親戚朋友；（三）控制家中空間的使用；（四）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事；（五）政府蒐集市民資料；（六）處身公眾地方時不會被識別出來，來作為評定私隱的社會指標，我懷疑在這個「泛溝通」年代，「私隱」可會為我們帶來「拒絕溝通」的權利？可會為青年人帶來更大的個人自主空間，可會有提倡一種「有限制和受保護的溝通」？可會讓青年人設立心理上的藩籬，避免侵擾？
在極速城市中，一個社會議題的來去匆匆，顯然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