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其他人參與角逐的形勢下，董建華連任已成定局。也就是說，他將會在今後五年繼續擔任香港的領導者。
作為一個領導者，筆者相信許多人都會感覺到，董伯缺乏領導人應有的特質。他開口講話，總是模棱兩可，不是說這也很重要，那也很重要，就是說要慢慢來，要考慮很久，想得很遠，又或者是唱「中國好，香港好」的老調，或者講「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的空話。他講儒家，實際上他並不像真的懂得儒家。他講新精英主義，許多人都覺得不知所云，愈聽愈胡塗。他老說為香港定位，卻無具體措施跟進。聽他講話，愈來愈像「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不僅很難讓市民相信他說的話，甚至人們會感覺到他自己心裏也沒有真把他說的話當做一回事。比如當他說「中國好，香港好」，或「背靠內地」時，他心中有沒有想過「中國好」而帶來的與香港競爭的形勢，有沒有想過怎樣才能具體地使「中國好」可以帶來「香港好」。
一九三二年，胡適在《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中說，「在今日在中國，領袖人物，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他又認為，領袖人物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努力」。所謂「教育訓練的努力」，今天來說，就是長期教育所形成的價值觀。多數人信仰的人格，必然是受多數人所認同的價值觀所支持的。「人格」，也可以解釋為「有為有守」，即「有所為有所不為」。
為甚麼香港市民對董伯的尋求人大釋法、八萬五、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以及可能涉及港大民調事件等等那麼反感，就是因為從這些事情上，我們看不到董伯對法治、民主、自由等價值有基本的尊重。如果對曾經破壞治安的暴動頭目可頒勳章，如果可用「八萬五」的計劃經濟來取代市場導向，如果不用尋求人大釋法來推翻香港的終審判決，那麼還有甚麼事情不能做？「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首先在於「有所不為」而不是「有所為」，在於在固定不移的價值觀指導下處理政事的毫不猶豫的態度，而不是權衡利害，左搖右擺，患得患失。
「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需要的是把固定價值觀判斷下的是非，對錯放在第一位，成敗得失放在第二位。以今天香港的情形來說，就是把無法離開香港的工作者的就業問題放在第一位，投資者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國家利益更可以免傷腦筋，堅定、果斷，想方設法去為本地工作者開創就業機會，而不是整天「向北望」，以及念叨着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