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發展的定位是甚麼？應向甚麼方向轉型？董伯除了說定位是「背靠內地，面向全球」之外，也常說要不斷「改善營商環境」。但營商環境如何改善？向哪個方向改善呢？
過去幾年，董伯的做法，是政策朝投資者利益傾斜的方向改善。比如無線電話的頻譜，政府就以底價批出四個3G牌照，估計只為政府帶來十九億元收入。其他國家或地區，拍賣3G頻譜，都能賣出高價，如英國，就從拍賣取得三百五十億美元的進帳。《壹週刊》估計，若以人口及人均收入來計算，香港拍賣3G頻譜，理應給庫房帶來六百億港元進帳。又如數碼港，二十四公頃全海景土地，完全不經正常的投標程序，庫房當然也得不到分毫收益了。這些朝投資者利益傾斜的政策，當然使個別投資者得益，但是不是就為整個社會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若肯定的話，香港的投資為甚麼還會萎縮？
真正的營商環境的改善，應是政策朝工作者利益傾斜的改善。具體而言，就是針對就業問題所作的改善。
有一位讀者，在本欄的留言網頁中，提到特區政府應從速大規模地推動舊區重建，因為這可以為建築行業製造大量就業機會，而目前失業人數最高的是建築行業中人，建築行業興旺可帶動消費。然而，如政策向投資者傾斜，就要考慮目前已儲存大量土地的大地產商的利益，拆舊樓蓋新樓也就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因此，政府的舊區重建只能緩慢和相當有節制地進行。
這位讀者也提出北上消費問題，他認為政府應仿效南韓放寬小販經營的辦法，找出或造出更多的小販經營地區，給一些失業人士，找謀生途徑。方法是：向小販提供貨真價廉的代理商，使小販能出售價錢可與深圳等地競爭的商品，本地人也會逐漸回復在本地消費的信心與方便。這都是政策向工作者而不是投資者傾斜的思維方式。
美國經濟學家，在克林頓時代曾任勞工部長的芮許（RobertReich）曾說過：「誰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那些無法在全世界流動的工作者。對於美國未來的挑戰——對許多其他國家也一樣——是如何增加其公民參與全球經濟的價值，而這需要透過加強他們的技術與能力，以便於他們與世界市場接軌。」他認為國家的利益不應只着眼於討好那些一旦他國有比較利益就會出走的企業，而應着眼於如何使工作者的素質可吸引全球投資者前來。
因此，政府應緊盯着就業問題，政策永遠向無法離開本地的工作者傾斜，而不是向投資者傾斜。這才是應有的發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