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年,珍.奧斯汀二十六歲,父母親突然決定舉家搬遷到巴芙鎮。從這年起,一直到一八一○年,差不多整整十年,珍沒有完成過任何作品。一八一○年,她父親逝世已五年,她和長姊及寡母再搬回鄉間居住,她的創作生活,又活躍起來,在她短短六年的餘生,寫成了一生之中最偉大的作品。
為甚麼平淡的鄉村生活給予她無盡的靈感,多姿多采的巴芙,卻不但未能刺激她的想像力,反而似乎窒礙了她一向流暢的文思?為她立傳的ClaireTomalin也沒有答案,但猜測說,可能文學創作不需要不停受到外來的刺激,而需要寧靜而有規律的生活。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與政治正好相反。政治家需要的是曝光,是社會事件不住的挑戰和衝擊,並對這些事件作出回應。政治技巧,就是在這些對事件回應之中鍛煉圓熟。
政治家需要的是辯論、試測、再辯論;他的言論都是要針對霎時之急、當前之務,即使較宏觀的理論及基本架構,也只適用於某些社會及經濟條件。沒有刺激,就沒有回應,政治家也就沒有表現,甚至沒有內涵。
當然,作家需要的寧靜規律並非一泓死水,而過急過多的刺激,對最堅強的政治家也可能造成過大的壓力。然而鴻溝始終存在。那就是為甚麼有些政治人物以為退出政治舞台之後可以專心寫作,到頭來往往卻成果平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