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年，珍．奧斯汀二十六歲，父母親突然決定舉家搬遷到巴芙鎮。從這年起，一直到一八一○年，差不多整整十年，珍沒有完成過任何作品。一八一○年，她父親逝世已五年，她和長姊及寡母再搬回鄉間居住，她的創作生活，又活躍起來，在她短短六年的餘生，寫成了一生之中最偉大的作品。
為甚麼平淡的鄉村生活給予她無盡的靈感，多姿多采的巴芙，卻不但未能刺激她的想像力，反而似乎窒礙了她一向流暢的文思？為她立傳的ClaireTomalin也沒有答案，但猜測說，可能文學創作不需要不停受到外來的刺激，而需要寧靜而有規律的生活。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與政治正好相反。政治家需要的是曝光，是社會事件不住的挑戰和衝擊，並對這些事件作出回應。政治技巧，就是在這些對事件回應之中鍛煉圓熟。
政治家需要的是辯論、試測、再辯論；他的言論都是要針對霎時之急、當前之務，即使較宏觀的理論及基本架構，也只適用於某些社會及經濟條件。沒有刺激，就沒有回應，政治家也就沒有表現，甚至沒有內涵。
當然，作家需要的寧靜規律並非一泓死水，而過急過多的刺激，對最堅強的政治家也可能造成過大的壓力。然而鴻溝始終存在。那就是為甚麼有些政治人物以為退出政治舞台之後可以專心寫作，到頭來往往卻成果平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