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員 陶飛
經濟學家對於最低工資的影響，長期以來幾乎已達成共識，即最低工資會造成更少就業。由於最低工資使依然有工作的工人有更高工資，而部分工人卻會失去工作，因而很多經濟學家均認為最低工資是不公平的。但是，最低工資對部分議員和關心工人處境人士，仍具吸引力。
近年部分經濟研究卻指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最低工資未必會減少就業，例如在一些小型社區，最低工資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他們也增加對聘用最低工資工人的行業（例如快餐業）的消費，於是這些行業的需求增加，對最低工資工人的需求也就增加，因而比較未有最低工資之前，就業未必減少，甚至可能增加，道理就像刺激性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一樣。
不過這是否只限於某種特定社區的特定結果？特別是其他經濟（如香港）可以模仿而有相同結果？例如工人提高工資後是否會增加消費？增加的消費是否會集中在聘用最低工資工人的行業？增加的消費是否足以使這些行業增加對最低工資工人的需求？這都很成疑問。
另一種較簡單的情況，就是如果僱主（如某些大型超級市場或連鎖快餐店）聘請低薪工人是完全基於需要的，也就是說，即使工資上升，只要升幅不太大，由於需要，僱主也不能減少工人數目。在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便只從僱主口袋拿錢到工人的口袋，而不會減少就業。可是，政府須先知道因行業而異的最低工資水平，而訂定「行業」與「工種」的定義也是一個問題：茶餐廳與酒樓是否同一行業？清潔工與侍應是否享有同一最低工資？然而，僱主是否守法也是問題。
當然，最一般的情況，還是最低工資會減少就業。有見及此，有人提出由政府補貼工資，即僱主依然用舊工資（如每小時三十元）僱用工人，政府則提出最低工資（如每小時五十元），差額（即每小時二十元）由政府補貼。由於僱主成本不變，他們少聘工人，最低工資也就不會減少就業。政府的工資補貼，屬於工作福利（workfare）性質，這比純粹福利更能鼓勵接受者融入社會。
這種補貼式最低工資，要求政府能夠就不同行業、不同工種設有不同的最低工資，而這些行業、工種的分類是要足夠細緻，同時，不同的最低工資還要隨市場情況改變而調整。這種補貼的一個嚴重後果，是會誘使僱主騙取補貼，或與工人一起攤分騙來的補貼，甚至虛報聘用工人以騙取補貼。由於這時僱主與工人「利益均沾」，所以難於揭發。這是立法誘使人們犯法，就像房屋津貼制度一樣。
對付不守法情況，政府當然可以提高刑罰，但卻不可以任意提高，違反罪與罰要相對稱的原則：難道違反最低工資法例的僱主，要比強姦、嚴重傷人的罪犯監禁更長時間嗎？
綜援制度也有欺詐及不公平現象，只要把這些現象視作制度的必要成本，而因為有需要的市民都得到綜援保障，我們亦認為制度可算是得多於失。在政府缺乏設立適當最低工資能力的現實下，最可能的情況就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最低工資。為免有太多不良影響，這個最低工資將是很低的（如每小時二十五元），對大部分工人是不起作用的，因而制度並不會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低薪工人，再把不守法、不公平等制度成本考慮進去，是否可以說最低工資制度可算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