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談到韋伯的「責任倫理」，也許可作更清楚地闡述，供香港的從政人士參考。
韋伯對「政治行為」的深刻分析，一向為國際學術界公認。他的「責任倫理」觀念，二十年前由思想史家林毓生介紹到台灣，但未被從政人士所理解。前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林教授又在一個長篇訪問中再詳述這個觀念，但隨後一年多的台灣政局發展，說明執政者對他所說仍是聽者邈邈。
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是相對「意圖倫理」而來的。所謂「意圖倫理」，也叫做「心志倫理」，意思是參與政治的人士，以他們內在的心志與外在的終極目標來決定自己的政治行為。比如中國共產黨人當初參與政治，是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其外在的終極目標，並以保持心志的純真為其內在的道德要求，就是「意圖倫理」的體現。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也是以追求民主作為其內在心志要求與外在終極目標。
以「意圖倫理」從政的人，認為只要持續保持心志的純真，一切行為堅持以配合他的心志為唯一考量，預期的目標始終可以達成。就純道德來說，抱「意圖倫理」從政的人，他們的道德人格可以得到完成，也算是求仁得仁。
然而，現實政治卻不是純真的，講到權力分配更毋寧是骯髒的。因此，保持意圖純真的政治行為，有時不但不能產生預期結果，反而會產生相反結果。碰到這種情形，純以「意圖倫理」參政的人，會埋怨別人不潔，社會不公，或民智未開，時機不對。於是，杯葛那些不符合他的意圖的政治，就成為必然的舉動了。屈大夫躑躅於汨羅江畔，歎息「世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是中華民族以「意圖倫理」參政的最典範寫照。
韋伯認為，負責任的政治家，除了要以關懷公眾福祉的意圖（心志）倫理，作為他的政治行為的基礎之外，在進入政治之後，更要熟慮自己的政治行為所產生的可以預見的後果，並對之負責。這就是他所說的「責任倫理」。因為如果一味以「意圖倫理」決定政治行為，通常是不容易達成他的意圖的。為了達到他希望達到的目標，往往要與政治現實作妥協，而這種妥協未必符合「意圖倫理」的道德原則。
以「責任倫理」從政的人士，不能只顧意圖（心志）的純真，更要在作政治行為之前，詳細考慮需要用甚麼手段，才能達到他所願意承擔責任的後果。
為此，他必須以開放的態度去認清所處的複雜的客觀世界。顯然，「責任倫理」與強勢（或僵化）的意識形態是不相容的。
中華民族是發展「意圖倫理」很高的民族，從政人士很少人願接受「責任倫理」。因此，林教授說，這是中華民族經常在政治上弄得一塌胡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