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呂漢光
特首連任可算是既定事實，而特首倡議的高官問責制，只要細節安排妥當，亦會在今年推行。儘管公眾輿論，對向特首問責的高官問責制沒有太大信心，然而新制度是事在必行。如無意外，大部分部長，將會從現任的高官中挑選；因此，問題癥結在於制度上的改變，而不是人的改變。筆者認為，高官問責制、精簡架構和政府瘦身，三個特區的重要課題，可以同時處理。
明顯地，推行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原因是，現時的集體負責制，間接地變成集體「不」負責制，即使發生如新機場開幕大混亂、公營房屋短樁醜聞等等，高官一句「遺憾」或「抱歉」，甚麼獨立調查委員會、立法會質詢大會等等，最後只是譴責一番，然後草草收場，高官仍然是「工照返，糧照出」。港人感覺到，即使如香港大學的民調風波中，鸚鵡家僕受盡港人的責罵，但只要是特首信任的猛將，定必屹立不倒，高官只向特首問責，港人不認同是可以理解的。特首競選連任，鸚鵡家僕已靜悄悄地離開公務員體系，推行高官問責制，港人的心理障礙已大減，現時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集體不負責的情況出現。
現時政府的通才文官制，各級政務官每隔三、四年，便會轉換工作崗位，這種安排亦適用於司長以外的局長及署長級官員。要推行改革，由策劃到落實執行，動輒要數年時間，才會初見成效，其間負責的局長及部門首長，可能已更替數次；已調職的局長、署長，即使眼見接任者出錯，願意開腔指出錯處的人，應該是絕無僅有的，更何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公務員的不成文規定。另方面，許多政策都會涉及不同部門的管核範圍，即使有關的局長、署長沒有被調職，政策本身、執行的具體安排、不同部門的協調等等，每個環節都可以出錯，因此，每當有問題時，互相推卸責任的空間便十分大，要找出罪魁禍首，絕不容易，要求知情的公務員出來頂證，毋寧說是緣木求魚。再者，要求發生問題時的局長或署長負起全部責任，又於理不合，要他們一起辭職，恐怕難若登天。制度上，要有關官員集體負責，最終變成集體「不」負責。
除了少數的專業部門及紀律部隊外，決策局局長及部門首長，一般都是由政務官出任，政務官的學歷及背景與工作崗位，可以毫無關係，經常出現「行外人管行內人」的現象。在特區政府中，大學主修語文的政務官，掌管經濟政策；沒有認可教育資歷的官員，掌管教育政策，一點也不奇怪。
奇妙地，擁有高級學位的局長或部門首長，卻絕無僅有，更遑論擁有工作崗位相關的高級學位。這種情況與許多已發展國家，如加拿大、美國等地，剛好相反。在美加，掌管經濟或財務的主要官員，擁有經濟或財務學博士學位的，大不乏人，因為有專業知識，在構思政策時，便能得心應手，更不會有「行外人管行內人」的情況出現。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及新加坡，局長、署長級官員中，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比例十分高。單是這一點，香港奉行的通才文官制，也許要認真的檢討一番。
再者，特首和高官不斷倡議「終身學習」，要老師持續進修、自我增值，但高官卻獨善其身，一個學士學位走天下，恐怕難以自圓其說。筆者認為，高官不願進修，與通才文官制有莫大關連。大學畢業生，以兼讀形式修讀碩士學位，最少要兩年時間，若要修讀教育碩士學位，要多花兩年，先完成教育文憑才可。由申請入學到完成學位課程，最短亦要三年，剛好和每個崗位的任期相若，而畢業之時可能已被調職。修讀相關的博士學位，更是遙不可及。聰明過人的政務官，當然不會作出這樣毫無經濟效益的投資。在這種制度下，花時間學習釣魚或煲湯，總比進修專業高級學位實際，一個孜孜不倦的政務高官，亦只會修讀工商管理或公共行政等通才碩士學位。要加強政務官修讀專業高級學位的誘因，特區政府恐要先改變每數年調職的慣例。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