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裴敏欣
新世紀初中國外交的戰略重心和目標，基本上承襲了鄧小平的思維。外交的中心任務，是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和平國際環境，其手段是保持和西方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之間的合作關係。最終目標是通過提高中國的自身綜合國力，和利用西歐和俄羅斯的崛起，創建一個多極的世界戰略格局。
在二○○一年，中國的這一大戰略，遇到嚴峻的挑戰。中國的「和平與發展」大戰略，是建立在一個相對穩定和非敵對性的中美關係基礎上。可是，隨着美國共和黨布殊總統入主白宮，對華懷有基本敵意的共和黨右翼勢力，重新主宰五角大樓，中美之間的安全關係出現重大變數。從表面上看，布殊在競選期間所用的強硬詞語（把中國描述成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已經足夠引起北京的擔心，因為這種所謂的政治口號，對實際的戰略基調有很巨大的影響力。正因為這種焦慮，在二○○一年初，江澤民主動派遣他最能幹的外交政策顧問錢其琛訪問華盛頓，以探布殊對華政策的虛實。
儘管錢其琛訪美有收穫，但一飛來橫禍立即使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係陷入危機。四月一日在中國南海發生的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和隨後雙方在處理機組人員一事而引起的摩擦，進一步暴露中美之間互信基礎的脆弱和潛在衝突的危險性。在撞機事件解決之後，美國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性措施來教訓北京，如凍結雙方的軍事交流、冷遇駐美中國外交人員等。但使北京最惱火的，仍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一系列舉動。今年四月，對台軍售項目出現歷史性突破（華盛頓同意供應台北進攻性常規潛艇等一大批尖端武器）；然後布殊在電視上突然說出「不惜一切保台灣」的驚人之語；陳水扁在五月份獲得「過境紐約」的禮遇。這些事件使許多觀察家認為，中美雙邊關係已陷入建交二十多年來最糟糕的狀況。
然而，正當中美「冷戰」的陰影籠罩東亞時，雙方陣營中的溫和派勢力重新獲得發言權。北京雖然挨了一頓悶棍，心裏很不好受，但布殊政府的舉動仍沒有超過底線；中美交惡的前景風險萬分，必須盡力避免。因此中國故意低調回應美方舉動，雙方關係惡性循環悲劇才沒出現。北京的相對溫和態度，使布殊政府中的溫和派重新掌握對華政策的主動。國務卿鮑威爾七月份的北京行，正式標誌雙邊關係解凍。
當然，「九一一」之後，中美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改善。雖然雙方在反恐怖主義方面的合作極為有限，但美國的反恐戰爭，至少在短期內大大淡化了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戰略矛盾。人們現在最擔心的問題是：一旦華盛頓摧毀了恐怖集團，它的注意力是否會重新回到北京身上？
中美關係的長期不確定性，更使北京珍惜一個多極世界格局。但是，二○○一年的世界局勢發展，表明中國尋求「多極世界」的努力，在中近期內只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希望。
在二○○一年初，不能不說「多極化」的趨勢是比較明顯的。由於布殊政府在控制全球氣候變化、防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和全國導彈防衞系統上，所採取的單邊主義政策，令美國和其歐洲盟友及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一度惡化，華盛頓陷於國際孤立的窘境。
北京在這階段中，投下可觀外交資本來發展和俄羅斯的關係。江澤民莫斯科之行，導致中俄「友好合作條約」簽訂，確定一種潛在戰略同盟關係。另外，中俄又推動包括中亞四國的「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旨在構建一個區域性的、以反民族分裂主義為中心的安全框架。
可是，「九一一」後的一系列發展，表明北京這些外交投資回報甚微。首先，北京的「戰略夥伴」普京，抓住九一一事件，採取了向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大轉向。「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也利用九一一事件各自改善和美的關係，以獲華盛頓好感。「上海合作組織」實際上被架空，毫無作用。另外，不久前和美關係緊張的歐盟成員國，也因「九一一」暫時擱置了它們和華盛頓的分歧，立場堅定地支持和參與美國的反恐戰爭。因此，在二○○一年底，世界格局變得更「單極化」了。
對北京來說，二○○一年最大的國際成就，是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不僅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社會中的地位，而且向全世界顯示北京將繼續改革開放的政治決心。儘管中國將面臨入世所帶來的許多挑戰，北京的這一政策，是中國加入全球化過程的重要里程碑。
二○○一年的外交，無疑將使北京領導人，重新檢討其戰略重心和口號。目前看來，「多極化」暫時無望；明智的對策應是，少提或不提這一被華盛頓看來是富有敵意、但又沒有實際意義的口號，這可謂是真正的「戰略現實主義」。